我认为，《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在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组织讨论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如果能“提前知道反映”，利用一下“超前反映”，那就完全可以断定，这类讨论必然会招来一大堆批评意见。但是编辑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置于众矢之下，因为对该杂志不满意的人为数相当多。
现在谈一谈实质性问题。我们大家都寄希望于改革。那么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同志回答得好：如果谈到改革，那么这些年来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是我们自己发生了变化，我们再也不想回到过去了。的确，现在的社会风貌与过去不同了，气氛变了。现在我如何讲课，怎样进行演说，发表了哪些文章，以及我们如何在这里讨论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有了某种新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因失职或不负责任而扼杀这些新事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大踏步地前进。我们终于盼到了能够真正进行改革的时代。“改革，，这个词本身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过去历届中央全会后，都照例开始改革：必然要对科学工作的各项计划作一番修改，诸如此类。如果我们现在仍然照此办法进行改革，那将是最坏的一次走过场。因此我们不应该斤斤计较小事，不应该只提个人的问题，而应该认真考虑我们哲学存在的可靠基础。
的确，改革不能建立在全盘否定过去的基础上。不要一提过去，就一切都要不得。如果我们每次都从零开始，我们将会寸步难行。同时哲学应该接近生活，完成自己作为全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职能，而不能只作为教学中的一门课程。要想达到这点，必须先有一个创造的气氛，必须使哲学方面的研究活动活跃起来。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想谈一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问题。战后最初阶段，历史唯物主义相当不景气。当时的教科书和文章中塞满了喋喋不休的政治宣传、思想体系中陈规旧套的翻版和经典作家引文的注释。根本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我们生活中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内容。苏共二十大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哲学思想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于是从那时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进展。二十大后在哲学领域中增添了新生力量，这是专业水平比老一辈更高的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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