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法国当代深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以其开创性的日常生活批判、对城市权利和社会空间生产等概念的引介、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异化等主题的研究及对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批评而著称于世，代表作包括《日常生活批判》《空间的生产》等。

译者简介：

米兰，巴黎政治大学欧洲政治和国际关系双硕士，复旦大学哲学学士，对欧洲思想史和政治文化有深入研究，译有《法国大革命思想史》《美杜莎的笑声》《占据》等。现居巴黎。

第3版前言

1968年6月至1972年10月，亨利•列斐伏尔写就了组成本书的各个篇章。这是一个高度动荡的时期，其间充满裹挟着巨大力量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把整个世界与发生运动的国家搅得天翻地覆，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将运动推向高潮。这是政治局势高度紧张的时期，与1917年至1921年类似，超越资本主义势在必行，因此未来——纵使因为工人版本的革命总是立即遭遇失败而显得有些暗淡——对于当时的大部分人来说，依旧开放着极大的可能性。这是由各种中断、通道与死路、希望与幻灭，以及对“出路”的集体探索造就的时期。但最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终结了阶级社会及其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周期，标志着一个充满矛盾的新周期的到来——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作为人类社会的他者化。 

列斐伏尔在这一时期继续着他的理论工作，思考不同于社会科学和建立在资本主义系统及其国家之上的哲学所谈论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却也并未向教条让步。他已经七十岁了，却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他确信，既然共产主义纲领并未实现，那么，在不“放弃马克思”的前提下，应该着手对资本主义进行新的分析，把它为何成功“幸存下来”弄个明白。

不过，到了这一步，他的批判思想并不是平地起高楼。普遍化的反体制、反生活方式的抗议在1968年5月突然从社会底层向上层“泛滥”之前，资本主义历史矛盾得以成长壮大的土壤已经被列斐伏尔作好标记、准备妥当了，若干概念也相应地建立起来。日常生活批判、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重复与差异、世界性，这些概念构成了理论“发现”的来源，而后者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系统的“突变”有着“普遍的意义”。该发现名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正是围绕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而不是生产关系的系统），一组维持资本主义存活的起因与理由产生了。针对这一过程，列斐伏尔否决了单向度的解读，正如针对其他话题那样。在本书阐释该概念并以该概念命名的七十页内容中，他强调不存在独立于生产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单一运作因素，而他的理论工作确定了多个历史条件，它们相互作用，最终达到如此结果。其中两个最关键的运作因素，他在本书剩下的三分之二内容中进行解读。首先，列斐伏尔摆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工人阶级并未丢失自己作为生产者的阶级身份，因此列斐伏尔给它命名为“反资本主义［⋯⋯］‘阵营’中最为壮大的队伍”（原书第76页）。然而工人阶级也因此接受了自己在生产上的支配地位，从而放弃了革命的整体实践。然后，通过这造成的一切影响，必须考虑到“知识［⋯⋯］变成了直接生产力”的事实（原书第72页）。实际上，技术科学的扩展、知识的细分与专业化、信息的普及、城市空间的增值，还有资产阶级社会旧媒介的相应贬值，从此通通置身于“文化革命”当中，在那里依旧无法找到确切出路，它只是一个“总体［⋯⋯］进程，朝向一个目标：在新的（工业与城市）基础上，把社会重建为社会”（原书第171页）。 

在上述各项情况已经过去差不多三十年后，重新编辑本书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动态演进，即便书中包含很多来自阶级斗争旧周期的政治预设。而到了今天，这些预设要么失效了，要么改头换面，变成了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

生产今非昔比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基本以简单再生产的形式出现，被认为是资本增值的扩大化（即剩余价值）。直到 1970 年，迟到的《〈资本论〉未出版章节》在法国出版（UGE出版社，“10/18”丛书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才得到特别阐明。像那个时代的其他批判理论家一样，列斐伏尔通过《〈资本论〉未出版章节》确认了自己的预见，那就是物化领域已经扩大到当时人类活动中生产劳动较少涉足的范围。然而他并未就此得出哥白尼式的颠覆性结论——只读到本书前几页导论中带有“发现”这一标题的内容的读者，或许会这样认为。

列斐伏尔提醒读者，马克思并未忽略社会关系再生产对资本主义积累的贡献（原书第41页）。接下来，他通过展示该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使人明白，为什么该过程对于资本对生产劳动乃至整个“商品世界”占有的支配地位的强化与普遍化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过于仓促的确信无疑使马克思“没能走得更远”，他局限于只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既然商品世界似乎是滋养资本的中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逃离它？’”（原书第42页）。对于列斐伏尔来说，《资本论》的这部分未出版章节并不包含任何与马克思其他作品严重不吻合的新思想，它既未与价值－劳动理论，也未与有必要发展生产力的“法则”发生重大分歧。列斐伏尔在此忠于马克思的生产本位主义事实，这与20世纪的所有马克思主义一致：他对生产本位主义和军国主义化进行的批判，在1968年过后捍卫工人自治时显得力不从心（原书第136页）。然而，在1970年代，正是工人自治成了消除旧集体劳动力的试验田，它使生产劳动在资本流通的整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列斐伏尔并未预见一种大量取消人力生产劳动却不减少利润的资本主义即将到来，抑或在这种资本主义下，生产的人工活动不再必然涉及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中，资本的物质共享几乎会成为人之为人的“第二本性”。 

像马克思一样，列斐伏尔并未对生产的源头进行分析。马克思对生产与劳动的理解仅仅在于，此二者构成了人类不变的活动。然而澄清它们源头的努力，对于理解如今人类活动的主要危机——深刻的虚无主义——很有必要。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生产源自人类群体与自然界相分离。生产是一种造成改变的活动，是一个媒介，它划定人类活动的领域，使人类能够在该领域中有序地劳动。农业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类生产。该生产活动的出现造成了一系列占用土地的活动：人类群体在土地上安家，目的是进行耕种、“开垦”、“使土地有所产出”。生产因此是自然过程的一项替代品，正如卡马特（Camatte）以如下方式阐明的那样：“生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出现了必须进行更大干预的现实转变，出现了自发进行的自然过程的替代品。劳动正是这项旨在进行生产的活动。在农业出现之前，劳动并不存在，因为狩猎与采集并不导致普遍化转变。”在此基础上必须加上一点，那就是劳动正是作为生产活动者出现的，它本身就带有矛盾的性质，因为它会创造劳动者－生产者阶级，而该阶级自身的劳动成果会被剥夺（劳动剥削），该阶级会被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支配。 

列斐伏尔是否怀疑自己分析的一致性？至少人们发现他确实有所顾忌，这才面对今天已经非常明显的矛盾进行自我质问。一方面坚持批判生产本位主义与工人阶级至上主义，另一方面却要保留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信条，那就是宣扬生产力在技术活动、文化活动、智性活动和城市中的最大程度扩张，而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是为了“在新的（工业与城市）基础上，把社会重建为社会”（原书第171页）。然而我们已经见识到，该信条后来成为“反失业斗争”，再成为“可持续发展”，如何用其震耳欲聋的喧嚣掩盖无限资本社会的真相，而这对列斐伏尔来说并不意外。他的理论的彻底性与其历史内容（工人自治、“文化革命”与城市）的微不足道性之间裂开了一条鸿沟，在阅读本书最后几章内容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断裂还将不断扩大。 

危机并不孕育革命

列斐伏尔的确感受到了“五月风暴”传达的生态学维度，也意识到在启蒙运动与西方理性的影响下，被马克思定位于现代性中心的“自然的主宰”有可能导致“自然，至少是地球自然的毁灭”（原书第115页）。面对“普遍危机”（原书第115页）的可能性，他忧心忡忡，并言明“这不再是人们已经了解其后果的经典经济危机，即1929年至1933年生产过剩所导致的危机。即将到来的会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危机，首先就是中心与中心性的衰退”（原书第115页）。

本书成书于1974年“危机”的经济方面滥觞之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世界的一部分，还处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周期当中，不过它也为我们展现了1960年代由世界性革命运动开启的时代，那个涉及“不劳动的价值”与非劳动阶级的价值的时代。该时代将会见证资本主义是如何消除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旧式区分，而将几乎一切人类活动都变成生产活动的（失业、不稳定的动作、“灵活性”、实习、虚拟劳动，等等），结果便是劳动价值的客观维度也被消除。这样一来，资本成功地从自己剥削劳动力（马克思所谓作为价值—劳动之基础的活劳动）的身份中解脱出来，并试着消除人类的生产劳动（尚未完全实现）。对资本而言，所有活动都成了“创造价值”的契机，也就是说，价值实现了自我创造，在金融的形式下尤其如此。本书并未采用上述词语来形容这种转变，它用的是“形而上的”语言，却同样呈现出这一渐渐获得力量的过程。书中多次提到，生产本质上已经不再只是通过剥削劳动力而转变自然资源了，它本身也成了社会关系的生产。尽管如此，列斐伏尔也没能（不愿）指出这一生产过程的真正运作者，那就是整个社会。一切人类活动都以实现价值化为目的，也就是都要具备某种“创造价值”的形式。资本使得旧式的人类生产劳动在整个“价值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因此，资本成功地将生产社会化，而且这样的“变革”并不如马克思所料，它不是由解放了并联合起来的生产者阶级造就的历史伟业。列斐伏尔没法明确提出这一点，因为在1971年，他尚未察觉资本主义吞噬一切的前兆（我们还处于“充分就业”与福利国家之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依旧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预设的客观主义：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将会给资本主义带来最后的致命危机。而列斐伏尔的辩证法依据的是这样一个预测：资本主义系统将越来越难以对未来自身的存在条件进行再生产。历经三十余年的“危机”、地球渐毁和“灾害管理”并不违反上述预测，然而至关重要的一点除外：革命理论不应该再依据一成不变的、号召某个历史主体（无产阶级）迎击危机并完成必要的革命疏通任务的“无产阶级纲领”了。

与上述预测相伴的是某种政治直觉（共产社会主义者刚刚签署的“共同纲领”）：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继承者的那股力量将会“夺过资产阶级的增长接力棒”（原书第117页）。在诉诸（维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敌对状态的）阶级主义抽象化这一点上——而且也是以它为前提，这能说明很多问题——三十来年的“危机社会管理”并非毫无依据。

阶级及其辩证法的失效

工人阶级不再具有革命性，而资本主义也不再是一种生产方式（原书第57-59页），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系统，即便这样，倘若我们还是不愿放弃“革命方案”（原书第98页），那么是否存在一个革命的新历史主体呢？列斐伏尔应对这一核心政治问题的方式，是利用“平衡这两个极端的运动”（原书第72页）的所有资源。一方面，他的社会学分析促使他确认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并不存在，这一碎片化的阶级已经被整合到消费社会当中去了（列斐伏尔认为这是“暂时形势”），而且该阶级拥护企业与保卫劳动设备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列斐伏尔仍旧断言，这一阶级仍然是“同质的阵营［⋯⋯］它确实在抵抗”（原书第95页），也展现出“其不可渗透与不可简化的品质”（原书第76页）。在由资本主义再生产孕育却正在解体的社会关系面前，在越来越多原子化个体组成的大众不断加重的无产阶级化面前，工人阶级不接受“资产阶级社会”，然而它也只愿为最小限度的“革命性转变图景”站台（原书第95页）。对工人阶级如此这般的混合特性作出定论，列斐伏尔感到很不满意。他试图寻求可能的超越方法，也就是寻求一条与“社会主义过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他赞同若干不同的潮流，它们以自主、工人自治和“解放被统治者与少数派”（妇女、儿童、移民、同性恋、外省人、工人，等等）的名义，为反抗“资产阶级社会、体制及其压迫性国家”那极权化的普世性而斗争。列斐伏尔自己也意识到工人阶级自治化即“自决”（原书第115页）的必要性，并肯定了它。然而正如众多自我归属于“解放”阵营的积极分子那样，他并未意识到这种针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差异主义”断言，是不可能给激进政治带来任何前途的，因为它建立在如下基础上：企业为人人，人人成为企业（不管其活动属性是什么），这恰恰实现了资本主义向整个社会的普及化。

与《资本主义的幸存》同时代的利普（Lip）工人运动，独具代表性地展示了“自诩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罢工人士”，想要超越捍卫自身无产阶级条件的不可能性，因为正是在同一时期，就连资本自身，都要为了保证其作为系统的（而不再是作为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而不得不大量消除人类生产劳动。这实在是历史上演的悲剧性花招：“无产阶级的自决”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在那个时代，这是部相当清醒的作品；它不再对“社会主义过渡”抱有幻想，因为我们已经证明，是资本主义本身使这样的过渡得以实现；这本书写在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社会周期论的尾巴上，它同时也对由 1968 年所包含的可能性敞开了怀抱；这本书，正如很多其他作品一样，自从面世那天起，就吸引我们带着巨大的激情与狂热去阅读，激励我们将那个时代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当初的我们，就像如今许多人那样，一直试图找到某种不同于将生活资本主义化的可能性，进而造就历史。

总序丨重拾拜德雅之学

第3版前言

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3版）

导论

I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II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吗？

III  关于增长的意识形态

IV  反抗、自发性、暴力

V  溢出战略与战略溢出

VI  论权力的二元性

VII  论工人自治

VIII  关于世界性

IX  城市现象

X  “突变”

XI  抉择，还是托辞？

XII  关于若干新旧矛盾：论点与假设

XIII  知识的双重身份（社会身份与理论身份）

后记丨亨利·列斐伏尔在“隐形学社”中的位置：从上层建筑批判到体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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