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病相报告》 从此开始仅仅是因为刚刚读过，书就在手边，查阅方便。
    按说也不该从小说中寻找“硬伤”：《封神演义》不是早就让商代的纣王作出七言绝句了吗？但是，何必过于认真呢？——本来已经是够认真的了。
    本书第152页：“……他大声地说：来一包点心！一张百元的票子拍在了柜台上，眼睛却盯着我……”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革”之前的事，可能是五十年代，而且从小说中可知这还不是用的旧币，即1948年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而应该是用的面额缩小一万倍后的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新币。
    他——男主人公胡方当时除此之外仅带有一枚五分的硬币。
    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有面值一百元一张的钞票吗？据我所知，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即1987年开始陆续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才有了面额五十和一百元的纸币。
    另外，第76-77页讲述延安召开的由毛泽东主持的批判王明的群众大会，据说是“一员虎将”的某人“突然间扇了王明一个耳光，王明差点要从独木方凳上跌下去”。然而，据我所读过的一些有关延安整风的文字，扇王明耳光的事似乎不可能发生，这种“武器的批判”是直到“文革”才盛行的；而毛泽东主持群众参加的批判大会的事情似乎也没有根据。
    有趣的是这两件事都是由女主人公江岚讲述的。初步的阅读不能使我认为这是作者有意让讲述者出现的错误，而且江岚也不是那种头脑昏聩（可能记错）或信口开河（可能吹牛）的人。所以很难简单地以一句小说家言来作解释。因而，我不会对李洱的小说《花腔》或莫言的小说《檀香刑》中那些明显的史实错乱表示怀疑，对《病相报告》中的差错却不能释怀。
    ——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头，只是因为《病相报告》刚刚读过，我再解释一遍。
    二○○二年七月二十日 （《病相报告》，贾平凹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1 版） （二）《齐人物论》 庄周者，不知何许人也。《书屋》杂志前主编周实先生在《序》里依然云山雾罩，竟使一本原已妙不可言的小书又有了一篇“黄绢幼妇”之序。
    也罢，人物既已“齐”矣，又何必细究阿谁系谁？庄周先生一人也罢，多人也罢，并无此人也罢，便都由他去吧。
    且说小书第4l页，庄周先生因刘绍铭说“‘寿则多辱’语出周作人” 而“大惊失色”，“不料”“香港散文名家”“为文竟粗疏至极”。其实刘氏若日“我知之自周作人”云云，即已无可厚非，而庄周先生的惊讶或许便要减去几分或竟至于无聊也未可知。恰如庄周先生仅日“此语确曾‘出’ 现于周氏名文《老年》”，而不知周作人早于1924年12月所作、收入《雨天的书》的《笠翁与兼好法师》一文中就已引用此话（两处文字皆周氏自译，而略有不同），且所引亦是兼好法师的《徒然草》而非前世庄周的《庄子·天地》。
    然则庄周先生也难免失误。
    胡适之悼徐志摩一案既已自行纠正，此尚有《孔乙己》与《阿Q正传》的错位犹待澄清。
    第99页论《阿Q正传》日：“小说的结构、布局、技法，与成熟期的《孔乙己》、《祝福》等相比，都显得稚拙和粗糙。”《阿Q正传》是否“稚拙和粗糙”暂且不论，关键是《孔乙己》系鲁迅发表的第二篇白话小说，仅略后于《狂人日记》，1919年3月（或日1918年冬）作，4月刊于《新青年》6卷6 号；《阿Q正传》则列《呐喊》第九篇，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 日分章刊于《晨报副刊》，迟于《孔乙己》二年又半。《孔乙己》是鲁迅自己较为满意且为多数读者所特别欣赏的小说，其叙事技法确实几臻完美无瑕，庄周先生或者因此而误以为成熟期作品乎？然则可知鲁迅先生出手即已成熟，况第一篇之《狂人日记》即已以其文言小序与“意识流”正文之间的巨大张力而令后人对其技法惊羡不已乎？而且，何为成熟？庄周先生以《祝福》即《彷徨》时期为成熟，盖源于鲁迅先生自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的自述，然而就真的可以因此认为《呐喊》时期的小说是“稚拙和粗糙”的吗？当然这已经是一个另外的话题了。
    又：本书第168页“臭大街法”所说“作泼妇骂街状”的是王朔，“作僭妄渎神状”的是余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起悼词来”的是葛红兵；第 173页论“‘躲避崇高’与‘渴望堕落”’，前者系王蒙文章名，后者系王力雄文章名。——不知庄周先生为何不曾点名？ 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齐人物论》，庄周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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