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交融共生
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殊包容性，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历史上泛基督宗教文化对信仰的委身程度要求非常高，对异端和无神论的敌视态度也很强。在中国，五大宗教同儒家文化可以融汇到一种彼此难分的程度。古代中国向来以中央帝国自居，对外来的宗教虽有警惕，仍基本持宽容对待的态度。然而，这种包容性是有条件的，以康熙皇帝对待天主教的态度最为典型。我国台湾地区宗教社会学家翟海源先生认为，儒家文化中对皇权（或中央政权）的敬畏，事实上已经可以被看做一种类宗教的感情。国家成为神圣力量之后，普通民众对佛道等信仰持宽容态度，前提是其他信仰都服从于国家的神圣力量。在西方，宗教势力长期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比较容易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教义，并将之视为相处的底线。因此，无形的观念之争时常导致兵戎相见。在中国，由于宗教力量从来都不能获得同世俗政权相提并论的权威，因此从来未曾发生类似的情形。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彼此不容的宗教信仰竟可以和谐共存，相安无事。
北京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在这里，各种宗教的和谐共存，体现在城市空间的使用和分配上（图1-7）。由于千百年来的民族杂居和文化融合，北京内城宗教空间林立。仅在后海到地安门大街一带，就分布着佛教广化寺、道教火神庙、基督教宽街堂、西什库天主教堂、佛教广济寺、基督教缸瓦市堂、关岳庙等多处宗教建筑，以及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北京市佛教协会、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宗教机构。前门大栅栏地区宗教空间更是鳞次栉比。法源寺所在地牛街历史上曾毗邻辽代宫城，现在却是穆斯林聚居地。北京地区原有东正教建筑仍然保存，历史上曾经的基督教信仰如唐代的景教，也在房山留下十字寺这样的遗址。可以说，历史为北京留下了丰富的宗教空间资源，增加了城市文化的厚度。多宗教并存的城市宗教空间格局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但如此众多的宗教空间，在咫尺城区彼此毗邻互不防范间隔，并能和谐共存，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城市史上令人瞩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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