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为何比较?<br> 生物技术政治和政策处于深刻影响我们认识世界的两个方面的变化的交叉口上:其一是认知方面的,其二则是政治方面的。这种独特的位置使得那些利用生命科学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计划变得非常复杂。它也使得生物技术成为一副特别合适的透镜。通过这副透镜,我们可以比较最近的资本主义技术民主社会的成功与失败。<br> 在认知方面,发生了由知识的实在论观点向建构论观点的转变。对于科学技术社会建构的多年研究以及问或出现的类似或不同见解,促使我们对于客观性及进步的绝对断言持怀疑态度。科学知识尽管现在已被广泛接受,但它并非单纯的积累,技术也不总是提升人类的利益。两方面的变化发生于已经确定下来的社会因素之内,而且还往往在很早之前就已确定。例如,在环境管理领域内,风险与安全的概念、汇编和证实数据的方法、因果关系与问责观念,甚至于(对生物技术至关重要的)“自然”和“文化”的分界,都根深蒂固地反映着剥夺了它们的普遍有效性的社会假设。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的方法也同样不能被视为是中立的,而必须被视为是政治妥协和小心维护边界的结果,支持某些声音和观点,而压制其他的声音和观点。人们用以判断政策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也同样是协商的产物。在使用它们的时候,人们暗中采用了或然的、地方特有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标准。科学论断的特殊权威与其他通过全球媒体传播的真实表述,处于竞争之中,而且,科学专门知识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分散的社会实体与利益的侵扰。今天任何比较国家政策体制绩效的尝试都必须考虑这些复杂因素。<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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