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来访者在我的诊所里坐下来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几个问题，以此来选取治疗方案，这样有助于把问题说得更明白。这些问题包括：来访者期望的治疗目标是什么？了解她哪些资料对我会有帮助？她有哪些资源可以得到有效地利用？哪些干预方式可能最有效？如何才能使她及其资源参与到治疗过程中？本章里，我将在玛丽的治疗中揭示这些问题及其答案，以便你能够了解整个治疗过程，以及如何形成干预方法并取得效果。在本章中，我会把前面已经介绍过的玛丽的故事糅合在一起，把它们放在整体治疗方案中分析，并把我选用治疗策略的思考过程和原则呈现出来（Burns，1998，2005b，2006）。
听完玛丽那令人吃惊的故事后，我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该从哪儿入手呢？”下面是我的一些想法。
第一，对于治疗师而言，如果和来访者一样对他那令人沮丧的故事感到不知所措的话，那将是毫无益处的，尽管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治疗师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治疗师需要倾听来访者的故事，但如果和他得出同样的感受，特别是在来访者感到无助、无力和绝望的情况下，则对治疗无益。第二，如果治疗师坚信来访者的目标切实可行，而且真的对其充满希望，那么来访者就更有可能修正治疗进程来掌控自己的体验，并培养更好的应对技能，从而达到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关于希望的描述有很多，有学者把希望描述为实现疗效的关键性因素，或者是决定性因素（Frank，1968，1975；Hubble&Miller，2004；Snyder，1989，1994，2000，2002）。第三，像玛丽这样的案例，由于问题复杂，因此将预期治疗目标分解为若干具体目标，再将其分解细化，然后将其进一步分解细化，这对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一旦一个或若干具体治疗目标明确下来，随后实现目标的进程也就更容易确定，同时也更容易把它们告知来访者。
玛丽有怎样的预期目标？
听完玛丽的讲述后，我问她：“从这次治疗中获得哪些东西会对你有所帮助呢？”我提出这个明晰而又不使人尴尬的结果导向性问题（outcome-oriented question）是基于以下两个假设：①在她的叙述中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抑郁症状，而无须我进一步询问和探究；②她努力寻求治疗，主动来到诊所，袒露心声，这些表明她希望改变她的生活，希望过得更好。因此，我提出这一问题是为了明确初次治疗中她希望生活得到怎样的改善。如果玛丽的回答是“我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感到如此沮丧？”那么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便是与她一起探讨：更重要的目标是理解她的问题呢，还是提升她实现预期改变所必需的技能和策略呢？
她回答道，“我不想这样健忘、易怒或孤僻。”她用的是她不想怎样，而不是她想怎样，这说明治疗师听到消极或逃避的回答方式并不足为奇，或许特别是在抑郁症领域。逃避是抑郁症患者常见的一种应对方式（Yapko，2001；Seligman，2002），而且倾向于逃避型目标（avoidance goals）_（如尽量回避“你不想怎样”）而不是趋向性目标（approach goals）（如追求“你想怎样”）也同样与抑郁症症状有着相似的关联（Emmons，1991，2003；Street，1999，2000，2001，2002）。因此，如果治疗师将逃避型目标纳人治疗内容的话，就可能会不经意间强化了抑郁性认知与行为，因为无论是治疗方向还是生活方向，都没能给来访者提供有效的策略。
如果治疗师接纳了这样一个消极的目标，会使来访者感到吃惊害怕。如果来访者的确不再感到易怒且沉默寡言，那该如何呢？如果来访者失去了仅有的或最主要的应对技能，即使这些技能并不是最有效的，又该如何呢？那么，她又该如何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呢？反之，如果治疗师制定了一个完全能够实现的积极的目标和疗效，那么，就等于给予来访者以健康方式生活的希望与技能。
因此，如果像玛丽那样，来访者表达出的是消极的或逃避型目标，那么治疗师提出温和的问题，引导他调整为趋向性目标，将会更合适有效。比如：“如果你不想感到如此易怒，那么你想有何种感觉呢？”或“如果你不想这样沉默寡言，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状况呢？”
玛丽回答说，她想感到更加放松且更加外向。与泛化思维（global thinking）一样，包容性思维（inclusive thinking）也是抑郁性认知的特征，我非常感兴趣于帮助她把笼统的治疗目标更加具体化。就眼前这位来访者而言，“更加放松”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呢？何时她是放松的，或者何时她认为自己是放松的？她怎样做到放松呢？还有，“更加外向”的意思又是什么？它的意思是玛丽想培养更好的社交技能，学会与人相处的时候保持放松，参加合适的兴趣小组，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她忧虑的事情上转移开，更经常去串门，又或者是更多地和朋友煲电话粥吗？因此，我们这里的基本原则就是目标越具体，实现的可能就越大。
玛丽的回答是，“我在从事园艺活动时感到最放松、最快乐”。促使来访者说出具体的答案是揭示可能的具体干预方式的开始。但是，我仍然希望她能说得更加具体。
于是，我问她，“在你从事园艺活动时，到底是什么让你感到放松、快乐呢？”
“照料我的玫瑰花，”她答道。
我继续问道，“到底是玫瑰花的哪一点让你觉得如此愉悦、放松呢？”玛丽描述了在玫瑰花丛中她的视觉和嗅觉的感知体验，但是我依然想知道得更多。我接着又问，“你看到什么会让你如此开心呢？”“究竟什么样的芳香让你感到快乐、舒心呢？”这些具体的问题，第一，可以让玛丽有机会去探索自己具体而愉陕的体验；第二，为我提供了可能的干预机会。如果想了解，如何对成人实施结果导向性评估（Outcome-Oriented Assessment）的详细报告，可参阅彭斯（2001，pp.233—237）；儿童和青少年的情况可参阅彭斯（2005a，pp.256-258）。
了解玛丽的哪些情况会有帮助？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玛丽的经历提醒我对于一个人来说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看待以及如何处理那些事情。尽管生活好像对玛丽很不公平，让她经受了太多挑战，但是她没有服用抗抑郁药物，没有在精神病医院治疗，也没有自杀行为。事实上，她一直忍受住了所有这些挑战，直到最近出现记忆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她才寻求帮助。很显然，有些事情甚至许多事情她都做得很好，这使她成功地应对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情况。
玛丽热心助人，她深切地关心着女儿的幸福，她愿意在医院做志愿服务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人，当家人和朋友遇到困难时她会随时出现。当她关注于帮助他人时，就不再那么注意自己的忧虑和担心了。
在评估过程中，我了解到在一些特定的情景下（如照料玫瑰花），玛丽会觉得更易获得放松并有愉悦的体验。放松和愉悦是可能的，而且如果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可能的，那么在其他情况下也具有可能性。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把这称之为“拓延-构建模式”（broaden-and-build model），她的讨论是基于详实的文献资料的，即如果人们有好的途径获取某些明显而积极的情绪反应，那么他们会做得更好（Fredrickson，2000，2005）。这种模式也许可以帮助玛丽构建那些她已经能够感受到的积极体验，帮助她把积极体验的范围拓延（扩展）地更大，并进一步强化这些体验。
在接下来的几次治疗中，我有了新的发现——玛丽的幽默感着实让我吃惊，甚至可以说这是她的特质。你要是读过她写给我的一些信件，就会明白我所言非虚。幽默是她过去应对生活中各种挑战的策略，也可以在未来的生活中继续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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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琪·菲利普斯
如果你想有所启发、放松身心、释疑解惑的话，您就该读一读《用故事打开心扉：隐喻治疗案例示范》这本书。乔治·彭斯是一位故事大师，他在本书里汇集了一群富有创造力、理论视角各异的临床治疗师，展示了隐喻治疗如何被用于解决诸多问题及来访者，使我们深刻理解治疗过程中隐喻的神奇作用。
——理查德·G·怀特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