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集权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早已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在课程开发机制转换的时候,一方面要予以充分的估计和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又要比较策略地加以运用,使之发挥补偿机制的功能。比如,在机制转换的初期,就可以利用文化心态上对于中央权威的尊重,继续发挥中央集权机制在课程开发中特别是课程开发技术方面的引导与示范作用,促进课程权力重心逐步下移和校本课程开发机制的逐步建立健全。
(三)行政推动与社会参与
教育是一项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社会事业,而课程作为教育的核心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发展息息相关,所以西方国家的教育系统都很注意将社会参与机制同时作为集权和自主两种极端课程开发机制的补偿性机制加以引入和培育。特别是在课程开发中矛盾运动的各种关系趋于紧张,课程钟摆的摆向即将发生转折,课程开发机制面临重大变革和转换的时候,尤其如此。
对于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而言,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开展全民教育大讨论,从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集思广益,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课程现代化运动,还是八九十年代的课程改革计划,那些发达国家都开展了广泛的社会大讨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自不必说,与我们同属东方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也是如此。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战后第三次教育改革,组成独立于文部省之外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在日本朝野进行旷日持久的教育大讨论,形成全社会共同谋划教育改革的社会参与机制。社会参与作为西方国家课程变革的一种补偿机制纳入教育领域,成为恢复教育活力,提供课程教学改革动力的重要措施。
社会参与机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的各种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合作或独立地从事课程开发工作,进行课程实施成效的评估等,使课程开发活动在比较与竞争中发展,使教育效能检核和课程教学评估具有更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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