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随之必然要论及的问题是屈原与《九歌》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论说是由表及里、逐次展开的。作为国家固定祀典中的乐神之歌，《九歌》不可能是屈原的首先创作，论著先表明了这一点。但这里更要论及的是屈原与《九歌》的关系。指出下面的几点原因，论著论定屈原对传统的乐神之歌作了很大的修改加工。首先，《九歌》辞章优美，意境精深，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很难想象出自巫师之手。其次，更直接的证据是《九歌》中有不少词语也见于屈原的其他辞作，论著对此作了众多的列举，认为词、句、构词法和句式上如此多的相同之处，是表现了同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令人深以为是。特别精切的是，论著指出“屈原大量使用芳草人诗，乃是他追求华美风格和运用比喻象征手法的一种表现；芳草形象的广泛出现是与屈原的艺术个性相联系的，所以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印记”。论著还精细地发现屈原心目中的芳草是分等级的，这一点在《九歌》中与其他屈原辞作也是一致的，更足以表明它们属于同一作者所为。接下来的问题是屈原在什么时候对《九歌》进行的加工？论著在这里从三个方面论说王逸说（以《九歌》为屈原放逐于沅湘时所作）的不能成立。特别是从文辞的情感特征上来谈《九歌》不可能是屈原晚年流放时的作品，“《九歌》所表现的情感特征是活泼而明朗的，并且是以节日求福的欢愉之情为基调的”。王逸和朱熹对这一情感基调不能把握，王逸把屈原的辞作都与他的放逐联系起来进行解释，又认为屈原辞中无处不有比兴寄托，朱熹在后一问题上表现更甚，在《九歌》的解释上曲意穿凿，说《九歌》诸篇“事神不答”，说篇中显现了屈原的忠君之义。对此，论著语出醒人，指出这些说法“既未理解原文，又不深思事理”，神圣的祭祀乐歌，屈原又怎能在其中陈情述志？论著主张《九歌》应作于屈原任三闾大夫时期，是合乎理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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