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程恭寿庚申正月二十有五日写给金永爵的书信中云：“呈贶韦注《国语》校刊精粹，似影宋本，极可珍贵，佳纸梳扇一并拜嘉，感谢无似。”②叶名澧有诗题《朝鲜金邵亭尚书永爵属朝鲜李藕船索余诗刻赋赠》③，可见金永爵曾向叶名澧索见其诗作。金永爵曾将自己创作的<论交》、《论文》二篇寄与李伯衡，金永爵《与李雨帆伯衡书（丁亥）》提及：“仆埋没功令，素无诗文足可仰尘清览者，妄构《论交》、《论文》二篇，草率走笔，瑕疵满眼，先生但领其意，不责文词之工焉。”④如吴稼轩《朝鲜使者金永爵笔谈记》载：“润臣赠以《文选补遗》，（金永爵）答云：‘常恨《昭明文选》未收梁以后唐以前，今见此目录，专收两汉，犹未及梁后唐前也。”’⑤再如，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金永爵写给帅方蔚的书信中提到：“并《高丽名臣传》一帙奉呈，庸备考证旧史之资。”⑥
金永爵与李伯衡、张祥河、赵光等一批清文士交往的意义是深远的。他们间的交往除了展现了两国文人在学术、文学方面所做的积极交流外，另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为当时中朝两国文人特别是处于文学领导地位的官方文人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和途径，并促成了当时中朝文人交流圈的建立与扩大，促进了中朝文学、学术的交流。金永爵与一批清文人建立交往关系后，几乎年年递书，而他们之间的书信、赠物等的往来主要是依托于燕行使者的传带，这就从客观上为一批燕行文人和这些清文士创造了相识相交游的机会，如董文涣《次韵再答金石菱》诗注有云：“君来因君从祖邵亭侍郎结（一作始）识张午桥编修。”⑦可见，金石菱昌颐就是因为邵亭金永爵的关系而得以与张午桥相交。又如程恭寿在给金永爵的书信中写道：“昨奉惠书得与李枕泉学士屡次握手晤谈。”⑧可见，程恭寿与朝鲜文人李后善的相交游，也是缘于金永爵的书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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