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中央政府主管刻书事业的行政机构是中书省，中央政府的出版机构主要有编修所、经籍所、宏文院、秘书监、兴文署、翰林院以及艺文监广成局、太医院、国子监、太史院印历局等，其中以兴文署本最为著名。兴文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咸给禄廪，召集良工剡刻诸经子史版本，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①，它是元代中央刻书的主体。元代皇帝曾多次赐书臣民，大多是由兴文署承担刻印，曾刻有《资治通鉴》、《农桑辑要》、《大学衍义》、《图像孝经》、《列女传》等，具体数量已无法考证，但根据《秘书监志》中记载兴文署用于书籍装潢的绫段纸札的数量来看，其出版的规模是十分庞大的。另外，艺文监广成局用蒙古文字翻译刻印了大量的汉文典籍，这是元代官刻出版的一个亮点。
地方官刻主要由各路儒学和地方书院承担。元时各地儒学林立，政府拨付学田作为办学经费。儒学刻书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代国子监刻书；二是出于自身教学研究的需要刻书；三是接受政府委托指派，代政府部门刻书。从刻书内容来看，经史子集俱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刻本是九路十七史本，这是由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从太平路儒学之请发起的，以江浙行省江东建康道所辖太平路儒学首刻《汉书》为样本，由宁国、徽州、太平、池州、广德、集庆（又名建康）、饶州（又名瑞州）、信州以及铅山州分头校刻十七史的联合出版活动。这种儒学合作刻书的模式能够有效缩短出版时间，并能集合各家优势资源，成果显著，成为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除各地儒学之外，元代地方书院发展较快，元政府曾诏令：“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②，可见书院之盛。书院刻书，有的是秉承皇帝旨意，有的是承办官府委派，也有是自己组织编纂刻印的，均属官刻系统。地方书院具有较为优越的刻书条件。首先，各地书院大都有丰富的藏书，其中不乏善本，这为校刻出版提供了优质的底本；其次，书院一般拥有大量学田，财力雄厚，能够充分保证出版用资；最后，书院本身就是教书授业的场所，既有良好的师资力量专注于图书校注，又具备书籍发行的潜在市场。基于这些原因，书院刻书多有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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