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界春秋》之中医学术性与知识普及性的结合，使《医界春秋》的读者群体得以扩大，从中医药从业人员扩充到中医药爱好者和一般社会大众。医疗健康与社会大众读者息息相关，医疗保健知识的普及是中医药期刊办刊目的的重要方面。也只有把普及性和专业性结合起来，《医界春秋》才能既在中医界形成自己的独特品牌，形成自己的读者群体，同时也拥有众多的社会读者，形成自己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中医学术性与知识普及性的结合，也说明办刊人既照顾到了中医界高端读者，也照顾到各地各个层次的中医药从业人员不同的阅读要求。这样的内容定位是和《医界春秋》以医界春秋社社员为核心读者群体的读者定位相符合的。医界春秋社的社员是各地关注中医事业、关注中医时事、关注中医学术发展的中医界人士和中医爱好者，他们是中医药界的群众基础。 ．
《医界春秋》的编撰者多为中医界知名人士，读者也多为中医界从业者，作者和读者有所交叉，同时也兼顾中医爱好者等社会大众读者。在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方面，该刊注重贴近作者和读者，编者与作者、读者的交流甚多，“本刊撰述者”、“本社事”、“新社员题名录”、“本社致谢”、“周年回顾”、社会各界名流的题词照片、该刊同人照片、社员照片、热心投稿者照片等补白和插页，都起到了团结作者、读者的作用。在栏目的设计和内容方面，该刊及时反映社会时局变化，关注与中医界紧密相关的时事，注意不同观点的文章的呼应对答，各种观点的辩论，能抓住中医界人士关注的热点问题组织稿件，使该刊在同类期刊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成为维护中医药界权益、引导中医界舆论、反映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医药期刊。
《医界春秋》具有开明的办刊风格，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见。翻开《医界春秋》，当时中医界人士的面目可以从文章中的言论，从论战对手的描写中反映出来，显得形象生动而个性鲜明。《医界春秋》成了当时中医界交流的“俱乐部”。《医界春秋》刊登的学术论文、时事评论，多有读者的反馈意见。“通讯”栏目则刊发了各地中医家、社会读者的来函，探讨学术，阐发观点。同时，从《医界春秋》刊登的医界春秋社的“新社员题名录”中可以看到，不少地区的中医界人士一起加入医界春秋社，这对增进地区中医界的交流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医界春秋》杂志办刊人办刊之初就强调办刊的公益性质：“本社同人牺牲经济精神从事编辑月刊，以谋中国医学之发展”，“本刊绝非谋利性质，故取价极廉”（第11期封三启事）。《医界春秋》公开办刊账目，刊登了赞助人的名单。办刊经费的筹措，前期主要靠上海中医家的赞助，之后主要靠社员的社费及期刊发行收入达到收支基本平衡。在办刊中，《医界春秋》募集医药图书报刊，开设“本社图书室”向社会大众开放，也体现了其公益性特点。
账目的公开透明，为中医事业不遗余力地运筹谋划，公益性的期刊定位让《医界春秋》在中医界赢得良好的声誉，得到中医界人士和社会大众读者的支持，也为张赞臣赢得了声望。关注社会生活的中医药时政期刊
《医界春秋》作为中医行业综合性期刊，关注社会生活，及时反映中医药时政，关注中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关注的问题，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与中医药有关的时政消息。
《医界春秋》刊登了大量与中医界有关的时事报道，如对“废止中医案”和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报道，对“中医条例”事件的报道，对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的报道，对争取中医列入学校系统的报道，对中央国医馆的筹备和成立的报道，一对医药界国大代表选举的报道，等等。此外，《医界春秋》还报道了大量国民政府卫生部、教育部及上海市卫生局发布的医政管理的政策，报道了中医界人士对这些政策的反应。如第21期刊登了上海市卫生局长胡鸿基的《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办理中西医及助产女士登记经过概括》，第97期刊登的《上海市卫生局修改中医领照章程》，第112期的《中医立法问题立法院重新审定》，第114期的《行政院会议通过中医审查规则》，第116期的《卫生署公布中医审查规则》，等等，引起中医界人士的关注。
《医界春秋》刊登了当时引起中医界关注的话题，如第11期的“记者”撰写的《励精图治之女子中医专校》，对当时尚少见的女子中医教育进行了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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