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蕾：目前我们城市经常面临的一对矛盾，就是“拆”和“建”。以前还听到这么一个故事，说山西的平遥要拆了重建。当大型推土机轰隆隆地要开进这个吉城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躺在了它的前面，挡住了拆迁的步伐。这个人是谁呢？阮仪三先生。
阮仪三：我没有你说的那么英雄。平遥有200多幢明代建筑，因为山西省是中国留存历史建筑最多的地方，60％～70％，的木构架建筑都在那里。
当时是1980年，全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建造热潮中。那个时候，我正好也在山西省做城市规划。当时平遥的城市规划就是拆掉旧城建新城，大马路开进去，口号就是“若要富，先开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虽说我参与阻止了平遥的拆迁，但还是耍肯定城市的发展。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国文化，当然要保护，但是“要保”不等于就“不拆”。有人说，发展与保护是一对矛盾。我认为不对，保护下来也是为了发展，问题是不能只是一味地发展刚才所讲的大马路、发展所谓的大高楼，而要发展、复兴、更新城市悠久的文化，现在很多地方惯用的词汇叫“城市改造”、“旧城改造”。
粱文道：是啊，想想那些和平遥一起建设的城市，现在都发展得不如平遥好。阮仪三：所以保护并不是不发展，保护也是发展。它的发展当然是发展文化事业，发展旅游产业。
粱文道：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拆迁。这个现象是很特别的，你看其他同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没有像我们这么拆的，今天到布拉格，它还是中古时候那个模样。只有我们是毁坏性地拆“旧”，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比他们厉害。第二次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三十年，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刚刚讲的耍赶决修路，搞好经济，而且发展得极为极端，极端到什么地步？最近有一位叫孙立平的社会学家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现在很多城市的市长居然是1。7年换一任。你想想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市长在任期内都不可能想太长远的东西，因为任期就那么短，如果要着急千一点事，最容易干出成绩的，就是赶快拆一些东西，然后建一些新东西。阮仪三：看得见摸得着。
李蕾：而且GDP很快就上去了。
梁文道：就是形象工程。另外一种就是房地产开发，开发商帮你盖了这些楼，然后你地方经济又增长上去了，大家赚钱大家日子好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了建国后第二次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居住生活形态的变化，使得我们今天所有中国人都不知道，原来老房子也可以住得好，不一定要这么搬新房，换新房。
李蕾：我看到了2009年的2月份公布的一个数据，就是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了各个城市超过200米的高楼群，第一次推出了世界最高城市的排名。这个排名是这样的，纽约第一，接下来就是香港，第三是迪拜——迪拜建了很多超高层建筑。第四名就是上海。上海的居民也会说，这些年上海变化得非常快，最典型的就是天际线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它被高楼切割成一段一段的。
粱文道：很多中国人去到欧洲一些有名的大城市都是吓一跳的，去到伦敦，他以为伦敦全都是高楼。其实伦敦都是些矮房子；到了巴黎，巴黎也是这样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旧城保护良好的城市不仅促进了文化旅游，还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我们总是以为盖了高楼，才叫发展，其实这种高楼很傻的。我们知道世界上几个以高楼著名的城市，芝加哥、纽约，还有香港，都是有很特殊的环境和政治背景而形成的。
李蕾：就是它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发展了，城市只能往高里长了。
粱文道：香港还有一个土地政策，要维持在维多利亚港两岸发展，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CBD。这样一个市中心。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城市，地方那么大，却还是模仿了这种外壳，移植过来，结果做出来的东西会合理吗？当然不合理，是一个没有科学根据、没有深入的研究调查为基础的、很粗糙的形象工程。然后就要拆了旧的街道，拼命地盖一些高楼，而这些高楼跟周边的社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是隔离的、割裂的。
李蕾：那么我们需要那么多的高楼吗？ 阮仪三：刚刚说到香港，地皮很紧张，上海的地皮也很紧张，所以高楼也是要建的。问题是，建在哪里？建多少？对于那些老的像石库门房子，上海也应该很好地保留一些，留存上海的记忆，留存上海的味道。现在很多好味道的东西都丢掉了，比如说，上海老北站没了。那可是上海的老大门，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还要到北火车站去上火车，但是那种城市的记忆就没有了。
它的城市特色、风俗就没有了。又比如说老城隍庙，有人说，老城隍庙不是还在吗？但还是不是原来那个味道呢？当时我在做老城隍庙规划的时候，去请教我的老师陈从周先生。陈先生跟我说，阮仪三，你做老城隍庙，我给你四个字，它的特点就是这四个字。哪四个字？第一个字是小，第二个字是小，第三个字是小，第四个字还是小。
李蕾：四个小？ 阮仪三：小、小、小、小。当时我做南京路规划，南京路也是四个字：名特优老，名店、特店、优店、老店。所以陈先生对我说，对城隍庙来讲，就是小名、小特、小优、小老：小街小巷，小商品小市场，因为老城隍庙地区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江南水乡味道，充满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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