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四种方法程序的解说
1.演绎（导出）是从规则推论到案件。它是法官，甚至所有适用或发现法律之人的思维方式。在演绎，整个推论都是确定的。因为推论只有在它是从规则（普遍）开始时，才是确定的，所以演绎是个别确定的推论（这涉及依照barbara公式所作的三段论法）。演绎推论因而是必然的，但它只是分析的，并未扩展我们的认识。图中也显示出，其他的思维操作，特别是将案件与规范等同处置的思维操作，都发生在演绎的法律适用、包摄之前，这种等置操作不具有演绎的性格，也不是分析的，而是综合的；“新的”事物是隐藏在每一次的法律适用的时候。
然而，精明的法律人常不反思这种行为，因为这在例行性案件中是自明之理，所以他们想到是“只要”去包摄就可以了（在大学课程的案例中，常常只有告知和有疑问的规范相关的重要事实，至于等同或不等同处置则已经先作成判断了，因而在案例中只要检视是否可以包摄就行——这实在是一种方法过程中令人遗憾的减缩）。但在联邦法院的案件中，盐酸与武器的等同处置并不是自明的。在能够包摄之前，先必须完全明确地进行等同处置的工作。由此显示出（却未被意识到的），演绎（包摄）只是表明了法律发现的最后环节，某程度而言，是“拿个例子来作（分析的）测试”而已。而且特别清楚的是，将（实践）科学限制在演绎是不可行的，即使演绎对每个科学都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很多人还是认为，科学因着科学性的缘故，必须局限在三段论法及陈述逻辑上，如波普尔及科赫、纽曼（Koch/Rupmann）。与此相符的，还有主要是新康德学派（拉德布鲁赫、凯尔森）所主张的应然与实然的方法二元论，照这个看法，一个应然一直要回溯到另一个（较高的）应然，而不是存有物上。
如果能够这样纯粹演绎地发现法律的话，那么事实上对每个法律问题都永远只有一个正确的回答。然而，若不借助德沃金所说的大力士海格力斯的神力，这是不可能的事。至少在规范的科学中只用演绎就行不通，一如已经多次强调过的。这是一种不充分考虑现实世界的，单方面的规范思考方式（在凯尔森那里可以找到这种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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