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求自见’来看，王韬办报的确有“求自见”的因素。王韬是一个极度好尚名利之人，他一生最惧怕的就是湮没无闻①，名不挂于贤士之口，声不闻于庙堂之上，“徒为盛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而已”②。他逃亡香港后精神极度痛苦，情绪极其低落，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认为自己从此将彻底变成“弃物”和“废民”，无疑是令他最绝望和痛苦的。这一点从他这个时期的别号“遁窟废民”中即可窥见一二。在王韬的书信和各种自述文字中，经常可见露才扬己甚或自我吹嘘的文字，如以孔子自许、以魏（魏源）自许、以蒲松龄自许等。这一切都显示出其强烈的好名自见之心。
而且，纵观其一生，境遇越坎坷，其好名之心越强烈！尤其是在他“获罪名教”、含羞遁港期间，因自悔“一端不谨，万事瓦裂”，因此愈发期望能通过某种方式“以盖前衍”；而对他来说，能够想到的方式只能是“留意著述，思以空文自见”③。虽然王韬最看重的“空文自见”形式是传统著书，但考虑到书籍刊印耗资甚多，是否能获经济回报却无保障，而自己当时最首要的是解决生计，然后才是扬名自见，因此，退而求其次，创办报纸，就似乎是他必然会做出的虽不是很理想但又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了。因为，当时香港人口日增，商业兴盛，创办报纸，只要经营得法，获得成功并赖以维持生计的可能性相当大，同时报纸虽非自己最看重的空文自见形式，但毕竟可多少满足此方面的念想（在“求自见”方面王韬对书籍和报纸的不同偏好及其原因后文再做介绍）。
谋生计，求自见，再加上历来强调的自强宣传诉求，这些共同构成王韬办报动机的主要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谋生计、求自见，还是自强宣传，若放在王韬个人命运与人生追求的具体情景中来考察，均不能使其办报这一选择中的情非得已之性质和意味有较大程度的消解。由此窥测王韬对其办报“职业”的认同状况，相信读者亦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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