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在社会思潮中占主导地位
早在17世纪的法国,笛卡儿在哲学史上就首次提出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至上和理性万能。他指出,人人都应该具有理性,“我思,故我在”是他的座右铭。他提出运用理性对以往的各种知识进行大胆的、普遍的怀疑,用“理性”的尺度审视以往的一切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则进一步把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把它发展成为在理性法庭上揭露宗教蒙昧主义、鞭打封建专制制度的锐利武器。他们指出,封建社会是充满愚昧的社会,必须在批判宗教蒙昧主义、教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基础上改朝换代,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
经过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洗礼,理性主义已经彻底和全面的世俗化,从而使建立起来的工业社会具有一定的理性主义,但是还不是完全的理性主义的社会。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别是在现代化初期,法国工业社会在政治上实行有限的民主,在经济上采取非理性的资本主义野蛮的原始积累和残酷的剥削方式,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诱发暴动、革命和内战。19世纪法国大文豪,如巴尔扎克、左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当时社会中非理性和非人道的种种事实和罪恶都有极其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
知识社会则使理性主义得到最大限度的弘扬,并使之制度化和常态化。就以劳资双方的关系为例,工业社会时期双方的矛盾均为不可调和,都视对方为死敌,并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是在知识社会中,他们都承认,“社会对立中的各方同属一体,一方的成功并不完全意味着另一方的淘汰。很明显,企业主与工会成员有着重要的共同价值:双方都相信工业,都对生产中科学技术的应用条件发生有利的影响。双方都相信努力、工作和节约,都赞成笛卡儿关于人们通过合理的努力去统治自然的定义”。①
法国,如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直接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本主义以及基督教神本主义中的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思想,并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特别是笛卡儿、伏尔泰、卢梭等对其进一步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形成理论和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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