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就是事实。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由此产生的怀疑，无论是对我本人还是对我的听众的怀疑，与上述种种或类似叙述赖以建立的实证基础，没有太大关系。基于人类学“证据”准则的特点（效仿力学或生理学那样更为严肃刻板的学科），人们常常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怀疑，又在相应的限度内，以同样的方式平息他们的怀疑。注脚常常有所帮助，逐字照录文稿更为有益，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数字通常占有优势。但对人类学来说，这些都只起辅助作用：它们当然很有必要，但却并不充分，没有切中要害。问题（正确性、根据、客观性、真相）存在于其他地方，很难仅凭方法的灵巧就可企及。
部分问题在于：这些宏大的理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客观性”要避免的是什么?激情、相对性、直觉主义、偏见?“正确性”所要提倡的又是什么?精准、忠实、说服力、真实性?但是，说得更深刻些，问题在于借用这些来改进的叙述机制。那些最初只是一面之缘的经验，和并非完全亲眼目睹的事件，最后究竟如何变成成形的、被记录或重述的事实?这似乎主要得益于过程中集合而成的总体印象，也就是那些关于事物之间如何联系的经过加工的意象。我决定（这的确是个决定）将派尔展现成政治斗争场所，将塞夫鲁描绘成道德风俗场景，我的叙述所描绘的世界就是这样被勾勒出来的。不管现实是什么，除了它确实存在以外，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两极对立、精心炮制的暴行、偏执的忙碌、样板化的形式、移民潮、社会分际的模糊），不可避免地来自于我们谈论它的方式。
问题是：我们谈论它的方式又来自哪里?人们偏好的答案再次是，它来自于只要我们睁大眼睛，将个人利益摒弃一旁，正确地运用方法就会发现的事实。每一件事情都如其所是，而非他物;斗争就是斗争，场景就是场景。信仰、观点、视野、判断等一类的观念，可以被创造出来，可以借自他人，可以从理论中衍生出来，甚至可以穿越梦境而来，或是取自诗歌。但是，正是事物本身存在的方式，授权我们对其加以运用。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忠于事实本身地去描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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