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松江士人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自发集结编纂《明经世文编》，主要目的是希图总结当朝的历史经验，以供统治者借鉴，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从而挽救明王朝的亡国之运。《明经世文编》的3000多篇文章，不是陈子龙等人随心所欲收录的，而是根据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有针对地选择的；问题越严重，与其相关的文章就越多。所选录的文章，结合编者的批语，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个解决问题的大小方案。今人张舜徽先生在《皇明经世文编选目》中说：“一代理乱兴衰之迹，粲然于兹取镜焉。”《明经世文编》蕴涵了较强的社会历史意义，“足当经世之龟鉴”，可为统治者提供治世方略。
此书得到江南士人及官员的普遍认可与赞同，当时为《文编》作序的有9人，鉴定名公186人，影响甚大。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考证说：“卧子之家固贫，此书所列作序及鉴定诸人，疑皆不仅以空文相藻饰，实或多或少曾有金钱之资助，不过当时风气，不便明言耳。就诸人中之姓名及文字考之，知当日松江府知府方岳贡助力最多。此书乃当时江左文社之政见，诸文士一旦得志，则此书不但托之空言，即可付诸实施矣。又方氏请其时江南最高长官张国维作序，并列有复社魁首张溥之序，可知当日江南名宦及士绅，亦皆赞同此政见”②。确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几社的编纂活动不仅受到直接参与者的重视，而且得到了各方人士（除陈寅恪先生所言“有金钱之资助”之外）不同方式的支持，这些人士包括社团领袖、地方官员、社会名流，甚至在朝阁臣。
《文编》的编纂一定程度上受了复社领袖张溥的启发，张溥在序中谈道：“余间语同志，读书大事，当分经史古今为四部。读经者辑儒家，读史者辨世代，读古者通典实，读今者专本朝，就性所近，分部而治，合数人之力治其一部，不出二十年，其学必成。同志闻者，咸是余说，而云间徐暗公陈卧子宋尚木尤乐为之。客年与余盱衡当代，思就国史。余谓贤者识大，宜先经济，三君子唯唯，遂大搜群集，采择典要，名经世文编。”
《文编》的编纂也得力于松江府知府方岳贡的支持，江南巡抚张国维在序中说道：“云间陈卧子同徐暗公宋尚木所集经世编成，郡守以书示余。……今三君俱以通达淹茂之才，怀济世安邦之略，采遗文于二百七十年之间，襄盛事于数月之内，而郡守又能于政事之暇，兼统条贯，以扬厉厥事，故功相得而速成。”①可知此书由方岳贡“兼统条贯”，编成后又请张国维作序。方岳贡救荒助役、修学课士，咸有成绩②。早在崇祯二年（1629），陈子龙就受到方岳贡的赏识，“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试诸生，拔予为第一”③。从方岳贡、张国维与陈子龙的交往来看，当时一部分地方名宦与士大夫交往甚密，与士大夫相酬唱，“颇得士大夫心”。以此推知，当时陈子龙等人自发编纂此书，然后通过私人关系，取得地方官员的支持，这是文稿得以结集出版的重要因素之一。松江知府方岳贡对于编辑此书的支持，代表了部分松江府地方官对于此书的态度，表明当时地方官员浓烈的“经世”意识。由方岳贡、张国维对编纂《明经世文编》这一行动的支持，可窥见当时江南地区确实有一些地方官员，在他们任职期间，为治救晚明的弊政、挽救晚明的危机，励精图治。同时，他们也非常重视当地的学术活动，积极支持出版一些有益于当时当世的学术文化著作。因而，《明经世文编》的编纂不仅仅限于士人阶层，它也得到官员的赞助，这是晚明“经世”意识广为流播的有力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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