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劭南，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当代北京史学会理事，资深传媒策划人。业余时间喜欢收藏、研究北京文化。主要作品：《当代北京婚恋史话》，《当代北京丧葬史话》、《当代北京理财史话》等。
　　
　　杨薇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全球500强外资企业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师。

　　《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当代北京社会保障史话》则是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力求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使老百姓愿意读、喜欢读。这个努力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就需要请读者来做出评判了。

　　成立慈幼院，专收孤贫儿童来养教，其实，并不是熊希龄于心不忍的偶然之举。熊希龄一直重视教育，从政前就当过老师，后又和谭嗣同一块办过时务学堂。当总理时颁布的（伏政方针》宣言，就提出教育是“立国大本”。
　　熊希龄最不能接受的还是教育的不平等。当时，各类学校，无论公立、私立，学费大都十分昂贵，贫苦子弟等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他决定对孤贫儿童实施免费的良好教育，用他的话说就是，“俾无产阶级子弟与有产者享受同等教育之机会”。
　　因赈灾成效显著，1918年，大总统黎元洪特颁“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早已淡泊名利的熊希龄没有接受，但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他在香山办慈幼院的计划被批准。
　　1920年10月3日，熊希龄利用官款补助和水灾民捐余额建立的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他是首任院长。1932年，他把自己全部家产共计大洋27.5万余元、白银6.2万两捐给了慈幼院。
　　曾经担任过北大附中校长和东城区教育局局长的毛美华，是熊希龄最后一任妻子毛彦文的侄女。让她感慨的是，1937年12月去世的熊希龄，至今还被他的学生们深深怀念着。每年5月17日，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学生们就会齐聚香山脚下的熊希龄墓园，纪念熊希龄归葬。
　　1992年5月17日，就是这些老校友的代表，亲自到香港把熊希龄的骨灰捧回北京，归葬香山。
　　事实上，校友们无法忘怀学校的特色家庭式教育，慈幼院就是永远的家。
　　72岁的张世林小时候家住复兴门，父亲去世后，家里陷入困境。1947年，他被香慈收养，直到1951年参军去文工团。
　　张世林在香慈的家叫“苏宅”，是个四合院，有宿舍，还有学习、活动室等，院里的空地上则种着花草树木。
　　张世林到的时候，已有20多个年龄不一的同学，互相之间兄弟姐妹相称。还有一位女老师照顾大家的生活起居。苏宅就是以老师的姓命名的。她是个和蔼的年轻姑娘，但张世林听大家都叫她“苏娘”。
　　苏娘很能干，平时就像母亲一样负责管理和教导大家。苏娘似乎懂得很多，不但教会大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自理自立的生活技能，还教孩子们怎么友好相处。空时还辅导孩子们的功课。孩子们生病什么的，她还能做些简单的治疗。
　　张世林向苏娘学会了做饭炒菜，也学会了缝纫、做针线活、织毛衣等。不但是他，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学到了这些。在苏宅学到的这些家政本领，也让他受用一生。
　　除了苏宅，还有王宅、李宅等其他四个宅院，都是以管理宅院的女老师的姓命名。张世林记得，还有一个苏宅，因为那位苏娘比他们的小，所以大家习惯称那个为小苏宅。
　　张世林后来才知道，家庭教育是香慈特有的教育，比1949年奥地利出现的首个国际SOS儿童村早了15年。抗战爆发后，暂时被取消，他们这时候的家庭部是毛彦文院长1947年重新恢复的。
　　熊希龄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曾说“家庭教育实造人才之基础”，开院时，他就说全院是个大家庭，同学们以兄弟姐妹相称。慈幼院多为孤儿，他希望暖抚孤贫儿童的心，使他们能够切实享受到家庭之爱。因而尝试“小家庭制”。
　　到了1933年，慈幼院的“小家庭制”成熟并付诸实施。先后建立了11个小家庭，每个家庭十多个孩子，基本由蒙养园和小学部的孩子组成。
　　1934年，熊希龄在香慈成立了家庭总部，自己在家庭总部设有住处，他经常邀请各宅的孩子们到他那里做客。
　　1935年，在毕业生们的强烈要求下，香慈举办第一届回家节，数百毕业学子归校探亲。熊希龄满怀喜悦，特赋诗：不觉光阴十五年，鸳行雁序各翩翩。世间无此家庭大，能有儿孙到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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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赈济与慈善——老北京最早的社会保障
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由于连年战事，当时的社会景况可谓是国破民穷——官家苟延残喘，百姓民不聊生。再加上长期的“满汉分治”留下的后遗症，北京的普通市民尤其是旗民，在就业生存方面基本上都处于劣势，他们或无一技之长，或年老体衰，或拉家带口……
历届政府为了缓解贫困人口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压力，曾进行了不少救济工作，如开办粥厂，开设养老院，兴办贫民习艺所、教养局等，这可说是老北京人享受到最早的“社会保障”了。

一、晚清民国时期贫困人口的困扰
二、赈济贫民，慈善单位设立了救助机构
三、改变消极济贫做法，新型救助理念诞生
四、社会慈善的表率——香山慈幼院
五、老北京人得了病咋办？
六、北平解放前，老百姓的生活已经无从保障
第二章 北京解放后的社会保障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为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水准，全国实行计划经济。北京市政府通过制定各种合理可行的制度，基本上解决了城乡居民生活的社会保障。

一、北平和平解放，“保障”平稳过渡
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让劳资关系得到较好处理
三、那个年代，有工作就等于有了保险
四、户口本和票证制度成为福利的一条标志线
五、对特殊需求人群的特殊保障
六、计划经济时期的职工“贴身福利”
七、困难时期优抚工作依然“给力”
八、60、70年代的医疗保障
九、“子女顶替”曾作为福利普遍实施
十、“文革”时期社会保障基本“停摆”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的特色保障
计划经济时期的保障是单位保障，简言之，一个人有单位了，就有保障了。换言之，人们对单位有着习惯性的依赖，计划经济养成了老百姓“等、靠、要”的思维习惯，这也是人们不愿意脱离单位的重要原因。
但是市场经济要打破“铁饭碗”，形成人才流动，就打破了人们头脑中固有的那点念想——福利分房取消了，保障由社会提供了，大家对单位的依赖性也就由“等、靠、要”向社会保障方向转化了。

一、福利房曾是大家都想吃的“蛋糕”
二、停薪留职——曾是“吃着锅里的，不丢碗里的”福利
三、带薪休假——美得让人忐忑的福利
四、“三联单”曾经神圣得像“圣旨”
五、职工医保制度已到不破不立之时
……
第四章 “热议”的社保话题
第五章 北京人被“社会保障网”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