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北京大学刘明兴教授以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欧博文教授在合作论文中，分析了2003～2006年间进京上访高潮期出现的原因，寻找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进京告御状”是一种中国政治传统，其性质在1949年后发生了转变，从一种纯粹的请愿程序逐渐演变成当今宪法法治之下，行使公民权利、进行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并一定程度增加了请愿的可行性。进京上访的心理成本和基础体现在公民对上级部门的信任。作者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四次信访高潮为观察对象制作了一组统计模型，分析显示信访的强度与公众对上级部门的信任程度呈正向关系；而信任与上级部门的主观意识起伏有关。作者指出，现有信访制度显示了民众表达意愿的空间非常巨大，也很有可能成为影响一个地域或一类事件的重要动因。作者认为，信访制度中显示出来的政治信息发送和接收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政治信号的发送和接收，在哪些环节上将被扭曲和放大以及产生何种后果，正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人民出版社高级编辑胡元梓教授以冲突解决理论为视角，在中国现有政治、法律制度框架之内分析信访制度存在的原因。他认为，中国民众偏好信访有三个现实制度原因：其一，相关的组织和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民意表达职能；其二，有些司法制度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甚至存在薄弱环节；其三，有的民众具有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这与官本位思想的悠长传统认识有关。在对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以及现有冲突解决机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作者采用了目前学界已运用的数量统计表格，其中衡量指标分别是公民冲突解决的途径选择、解决结果满意与否、公共机构解决结果满意与否等项。与李连江教授等人的观点相同，作者也认为信访制度是政治信任的晴雨表，有关部门必须充当民意表达的机制，民众与有关部门之间必须实现民意的组织与制度化表达；一些司法制度架构及程序必须能够起到应有的诉愿反馈、纠纷解决以及救济的功用；而一些官本位思想，应该在有关部门的权力运行过程中及社会公众意识当中被彻底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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