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有的文献在研究胜任性时，往往只关注或只考虑人员的胜任性或胜任能力问题。不可否认，相关职位承担者（office-bearer）的胜任能力对于公共政策决策与公共管理绩效的确十分重要，但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结构改变可能比只从人员胜任的角度考虑胜任性问题更为重要。毛泽东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里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选择，毛泽东显然将结构问题看得比人员问题更为重要。邓小平也曾指出，在决定政府或任何一个组织的行为及其绩效时，制度更具有根本性。这里邓小平强调的也是结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其中最重要或最根本的原因是结构的改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变，在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总体几乎没有改变，劳动力素质分布也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迅速地繁荣了农村经济。这显然是结构改变的结果。同样，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和社会极为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反腐败过程中所揭示出来的事实表明，结构性改变至关重要。例如，内部举报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制度的结构安排：在举报信最终返回被举报领导者的制度结构中，内部举报对于反腐败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而在内部举报由被举报者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处理的制度结构中，内部举报就成为反腐败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国实施的“腐败案件异地处理”方式对于强化反腐败的效果已经十分明显，尽管也十分有限。
（7）效果性（efficacy）。所谓效果性是指政府政策决策、政策实施与公共管理产生的实际社会经济等多方面效果。公共治理体系在解决相关问题时从总体上说，应该满足及时性、全面性和经济性等方面的要求。因此，政府行为的效果性包括三个方面含义：一是显示政府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的程度，或者说是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质的方面程度；二是显示政府在承担其职能时成本控制的合理性程度，或者说是工具结构的合理性；三是政府在解决不同社会问题方面公共资源配置结构的合理性。有关最后一点，目前相关文献有大量论述，本书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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