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近代的平等是迫于救亡图存的刻不容缓一样，近代思想家提倡平等是为了摆脱中国受奴役、受蹂躏的处境，恢复中国的主权，实现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平等。为此，依据社会有机体论关于社会是一个生物有机体，其强弱兴衰取决于构成社会这一有机体的细胞--个人素质优劣的说法，他们认识到平等之人权与国权密不可分：作为构成社会细胞的个人没有自由、平等之权，由个人组成的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群体、国家则没有国权。由此，严复大声疾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此提高中国人的自治能力，并在宪法上赋予国民以平等、自由之权。按照严复的说法，对于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而言，振奋民德、同仇敌忾的秘诀在于使中国人具有爱国心（“各私中国”），在宪法上规定政府与国民的权界，赋予国民以自由之权。这就是说，改变中国民众的奴隶地位和上下等级是中国富强和独立的必由之路。对此，他有过精辟的论述：“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指‘西洋’——引者注）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①梁启超呼吁塑造具有爱国思想的“新民”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旨在全面提高中国人的素质，也是基于社会有机体论的考虑。
进而言之，基于对人权决定国权的认识，近代思想家将平等与中国的国权和富强联系起来，呼吁赋予国民以平等之权。严复不止一次地写道：
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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