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结构性变化也意味着女儿往往得承受尽孝的重大压力。年纪较大的父母经常告诉我们,事实上他们相信在自己年老之后女儿比儿子更有可能赡养老人。而那些只有儿子的人则不时担心比起他们的儿子来,女儿确实会是更加可靠的照顾者。从我们收集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到,无数女孩由于父母的介入或为了顺从父母的意愿,最终放弃与她们在打工期间认识的外省男孩交往。不过,很少有女儿是直接被迫放弃这样的恋爱关系。通常的情形是,年轻的女孩会考虑很长时间,并与父母商量,最后得出结论,即,如果嫁给另外一个人,这对每一个人包括她自己都有好处。虽然当事人自己,尤其是邻里好友们经常会提到在这些问题上出现的家庭纠纷,然而父母和年轻夫妇无疑都竭尽全力设法就首选的对象达成共识。有时候做父母的会告诉我们,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激化,他们只能同意选择在其看来并非佳偶的人选。和子女们一样,家长们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同一个观点,即他们最亲密的家庭成员组成了一个小集体,不管是出于情感还是实际的原因,这个小集体都极为重要,因此必须避免在与谁结婚这样的重要问题上产生冲突。这种理解或许可以通过一个事实得到进一步加强,即,在我们研究的这两个地区,离婚仍然被视为似乎一场灾难。离婚意味着面子、尊严和机会的丧失。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不过对男性也一样,由于女性稀少,男人要找一个新的对象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阎云翔在对华北农村家庭的研究中指出,农村社会关系的恶化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农村青年以个人为中心的消费行为的膨胀(Yan 2003:234)。在阎云翔的研究中,这种行为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也在自己的材料中看到年轻人行为举止以自我为中心、忽视父母的类似例子。同时,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他们的言辞或行动中高度强调作为主要集体的家庭(不是传统的中国式扩大家庭,而是主要包括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重要性,这个集体是个人必须迎合并捍卫的。这并不一定有悖于阎云翔的研究发现,而是补充了另一个维度。我们采访的很多年轻人都会讲到他们这些由于社会急速现代化而所经历的各种需求和可能性:不断变换地方寻找工作,与来自中国各地的人们相遇;很早搬出父母的家,婚前发生性行为,以及消费模式等等。虽然所有这些选项和要求似乎都促进了高度的个人主义并集中在个人选择之上,然而我们的资料显示,很多年轻人在他们的自传性叙述中都特别强调密切家庭关系的重要性。我们的一些涉及工作经验、与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以及对组织生活和政府机关的看法等家庭和配偶以外话题的资料也显示,家庭作为集体的角色虽然已经有所改变,却依然十分强大。原因是这些没有受过教育或没有稳定工作的农村年轻人缺少共同福利和集体机会。如下文所示,年轻人的成败观念极具个人主义,但是他们也充分意识到自己对家庭支持的依赖以及养育整个家庭集体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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