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它的怪异，1937年远在南京的傅抱石就在《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一文，谈到岭南：“中国的文化，是从西来的，是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的。就东洋而言，从天山东走，到朝鲜，再到日本的。若是截开来看，在现在的情况，据个人的管见，似乎可以把文化的高下，随时代看成一个反比例。即是文化发达愈早的地方，现在愈不行，愈倒霉。反之文化后起的地方愈前进，愈利害。日本是后起的，印度早古，但也是最苦。在中国，珠江流域是后起的，黄河流域的西北最古，也最苦。假如这点推想有点像，那么，中国画的革新或者要希望珠江流域了。”傅抱石这里的评价有点地理文化决定论，不过，就岭南画派的生长发展而言，最早提出改革中国画并为之实践的，倒是在珠江流域的广州发生。而岭南画派在辛亥革命前后，打出折衷派要求变革的旗号，恰好又应了岭南的一会儿的怪异，在大众毫无心理准备及文化积累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由一群留学日本的海归派，在上海办起了《真相画报》，开南蛮在全国艺术上的改革派系，瞩目大江南北，冲击中国绘画的五脏六腑。
当然，清代的广东美术也有一批彪炳史册的高手，像黎简以诗书画三绝并称；像东莞的张穆画得一手好画，为了画马，他干脆养起了马并天天摹写；如谢兰生的山水，苏六朋、苏仁山的人物，加上高剑父师专居派花鸟，有清一代都是一批可圈可点的人物。然而这些人物都因地理因素，阻隔于五岭，文化又处于边缘，大都在中原“没世而不彰”。所谓名不出岭南，这也是广东文化的怪异。著名的香港学者周锡蝮却说：这是岭南人历史传统的“不幸”，假如你不曾到中原去“亮相”或得到国内某位名流的赏识，那么，凭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注定要“没世而名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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