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南宋政府依然偏据江南，拥有中国的半壁江山，高丽在蒙古强大军事力量的威胁下，与后者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马蹄所不及的海岛小国日本尚未进入蒙古统治者的视线。
忽必烈继位后，立刻着手争取高丽在真正意义上的臣服。以至元六年（1269）出兵平息高丽权臣林衍擅行废立事件，帮助高丽国王元宗恢复王位为契机，忽必烈将高丽置于自己直接、严密的军事统治之下。以后，元朝又通过联姻、置省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对高丽的控制，高丽则通过向元履行纳贡、质子、置驿等义务，成为元朝名副其实的藩属国。
在迫使高丽臣服的同时，忽必烈又将目光投向了日本。至元三年八月，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持国书前往日本。同时，命令高丽遣使同往。一行人在第二年的正月到达与日本对马岛隔海相望的巨济岛，可是，他们并未渡海，而是“不至而还”。对此，高丽国王元宗在给忽必烈的奏文中说：“至巨济县，遥望对马岛，见大洋万里，风涛蹴天，意谓危险若此，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进。虽至对马岛，彼俗顽犷无礼仪，设有不轨，将如之何？是以与俱而还。”学界一般认为，这只不过是高丽的借口罢了。高丽害怕日本一旦不肯臣服蒙古，后者势必用兵，届时难免会卷人战争。同时，也担心蒙古与日本的通交会导致边境倭患的蔓延。因此，对忽必烈的命令存推诿之心，阳奉阴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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