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易经》到《易传》的玄学进展,基于一种可能的和现实的创造力,但这创造力究竟是凭藉什么发挥出来的,不妨在此做一番语文学的探讨。按照我们的理解,《周易》的“文”的价值,不仅在《易经》的诗性智慧上,还表现在《易经》到《易传》的语文学跃进上。语文和修辞学的问题,在这里成为首要的关注对象。
对固有文本进行解释,而不是另辟蹊径,是中国早期文化展开的重要方式,影响深远。尤其传统时代的经学,无外乎围绕着数量有限的经典,进行整理、注疏和阐释。这种文化展开的途径,表达了古人对先祖创造之“文”的珍视和承续,而不是轻易地毁弃或反叛。①中国文化演进的“连续”而非“破裂”形态,就显然与这种阐释模式不无关系。借用《易·系辞》的话,可以说阐释性的文化展开是“成性存存”式的。“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孔颖达疏:“此明易道既在天地之中,能成其万物之性,使物生不失其性,存其万物之存,使物得其存成也。性,谓禀其始也。存,谓保其终也。”亦即“成性”是既有的文化创造,“存存”则是将“成性”的结果护持下来,继续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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