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太平天国政策措施是否正确，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应从实际出发，不能以是否违背了《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作为标准，只能以是否有利于劳动人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由于李秀成在江浙地区推行了“打先锋”和限制封建剥削等政策，从而沉重打击了封建剥削制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同时又相应地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如散发谷种、兴修水利、保护耕牛等，使江浙一带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加上这些地区推行的保护工商业、发展对外贸易等措施，更使江浙地区出现了一片经济繁荣的景象，农业生产获得丰收，丝茶产量达到空前水平，出口连年增加。生产的发展带来商品经济的繁荣，苏吴一带“流民雨集，百货云屯，自江浙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人民歌颂解放区的情景是“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务安其业，平租庸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忠王报恩牌坊碑序》）。这一切，正是太平天国施行的土地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正确的证明。
同时，还应该看到，允许地主收租政策的推行，还起着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作用。因为当时，在国际上正是世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历史时期，在国内封建经济已经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因素已经产生。在太平天国革命地区，1859年洪仁王于又提出了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任何打击或削弱封建势力的政策措施，都会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结果。列宁说，“平均土地或土地自由的口号……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①，“甚至单是主张这种分配的思想都能产生出很多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结果”②。我们说，即使太平天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也决不会导致共产主义，只能导致资本主义；而允许地主收租政策，由于打击了封建剥削制度，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生活，促使了自耕农的增加，同样起着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那样，“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预见”，“所谓推翻现社会，事实上从未超越出提前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软弱而不自觉的尝试范围”③，因此要求太平天国领袖们在实践中能做到超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范围，那是脱离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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