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容院小姐拿分成工资，家庭保姆却拿计时工资？
单位隔壁有家“紫罗兰”美容推拿店，主业是推拿，兼做美容与理发。该店推拿分韩式、泰式与中式三种，每次价格分别50元、40元与30元，时间分别为80分钟、60分钟与60分钟。店内员工是清一色的外地美眉，美容院收入由老板与小姐分成，每种推拿皆是六四分成，老板拿六成，小姐拿四成，包吃包住。
与推拿小姐报酬不同，保姆工资是按时计算的。像我们这里，长期的保姆每天照顾小孩、买菜烧饭、洗衣拖地，工作6小时，每月工资1200元；临时的保姆，拖地擦窗的每小时15元，只擦窗的每小时20元，每到逢年过节，工资随行情上涨。同样是服务行业，为什么美容店小姐拿分成工资，家庭保姆却拿计时工资？
大家可以试想，如果美容院小姐也拿计时工资，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也按时付钱，比如每位小姐每月2000元，那么，小姐肯定不会努力工作。反正貌如恐龙，技能不咋地，服务不咋样，生意门庭冷落的小姐每月2000；貌若天仙，技能了得，做得努力，客户高兴，客似云来的小姐也是每月2000元。那么，小姐何必好好打扮，何必提高技能，何必努力工作！进一步说，天生丽质的小姐何必来此？
虽然每位小姐上班时间一样，但每人的长相、工作技能与服务态度，却可以千差万别。而相貌、技能与工作态度对吸引客户相当重要，对生意好坏相当重要。如果采用计时工资，小姐的相貌、技能与工作态度均会下降，美容院生意也将下降。
为了吸引美若天仙者，提升小姐推拿技能，提高小姐服务态度，收入分成方式应运而生。在分成方式下，各个小姐的相貌、技能与工作态度可以通过客户多少体现出来。美若天仙的，技能高的，服务态度好的，她的生意自然也好，收入自然也高。老板与小姐又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小姐收入高，老板收入自然水涨船高。这就是美容院为何采用分成工资的原因。
那家庭保姆为何采用计时工资而不用分成工资？因为保姆的姿色对做的家务的质量关系不大（请小保姆为了欣赏者除外）。另外，不像美容院小姐的服务技能和态度与生意密切相关，一个家庭保姆，小孩带得好不好，饭菜做得可口不可口，地扫得干净不干净，窗擦得明亮不明亮，这些都能方便地看出来。一个保姆家务做得不好，下个月换掉就是了。
这种情况下，保姆工资按时计付是合适的。如果采用分成，反而十分麻烦。首先，分成的目标很难选择，保姆的工作比较琐碎，选择什么作为分成目标？扫地次数吗？擦窗次数吗？还是洗衣件数？看来看去，没有合适的指标。
而且，不像客户数量是多是少，一目了然，计量方便。如果选择扫地次数为分成指标，保姆说今天上午打扫了3次，你说只有1次，该如何解决？而且，只要打扫干净了，打扫几次根本无关紧要。也就是说，保姆的工作琐碎，每样工作都微不足道，选择分成目标较难，计量与监管也麻烦，所以，家庭保姆采用计时工资而非分成工资。
总而言之，个人能力对工作效果影响越大的，工作努力又难以识别的行业，往往采用分成工资；反之往往采用计件工资或计时工资。比如推销员，个人能力对营销业绩影响较大，工作态度难以识别，往往按销售额提成；制造业的工人，个人能力对工作业绩影响也大，但工作态度容易识别，查看产量就一目了然，往往采用按件工资；厂里的秘书，个人能力对工作业绩影响不太大，工作容易识别，往往采用按时工资。
为什么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有钱就变坏？
现在的世道人心，好像有点不咋地，俗话说：“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主要指不小心“失足”，比如当“三陪”与“二奶”，相应地，男人变坏指与变坏的女人在一起，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当然，俗话所谓变坏男女指总体而言，现实中，有钱变坏的女人与变坏有钱的男人，也都存在，数量少点而已。让人好奇的是，俗话为何不是反过来讲“男人变坏就有钱，女人有钱就变坏”？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道理？
从经济角度看，人的行为选择都是趋利避害的。男人也好，女人也罢，选择“变坏”或者“有钱”都是趋利避害的结果。男女生理特点使得两性“变坏”与“有钱”面临的利害不同，因此导致“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有钱就变坏”。
“女人变坏就有钱”
从生理的角度看，女性的黄金时段来得早：美貌、身材、风韵、生育，都集中在青年时期，人到中年已大功告成。男性则相反：风度、经验、事业、财富，往往要到中年以后，才初露端倪。
失足行业吃的是青春饭，面老珠黄者没资格进入。青春饭有年龄的限制，导致从事者减少。另外，此项行当以美貌为主要资本，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没有竞争优势，美貌这个要求又淘汰了不少竞争对手。
还有，失足毕竟不是体面事，人言可畏，道德歧视，是不得不承担的行业风险。在世俗眼光看来，“失足”女人从床上下来那一刻起，在人心中就开始贬值了。如果女人把一切都给了坏男人，那么，除了一张结婚证，失足女还可以留给未来的丈夫些什么？
除了身体价值外，失足女从行当中学到的主要经验与技能——如何服伺男人、如何讨男人欢心之类，除了以后用在老公身上外，在其他行业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失足行当技能通用性差，折旧贬值快，不像工人打工，商人做生意，从中学到的经验，下次再就业仍然有效，通用性比较好，折旧贬值较慢。
年龄要小，相貌要好，行业知识通用性差，折旧贬值快，还得承担巨大风险，能够这样“过五关斩六将”成为花木兰与穆桂英式的人物的女人，数量实在有限。“物以稀为贵”，从事这行当的收入自然就高，这就是“女人变坏就有钱”的含义。
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年轻貌美的女人变坏就有钱。年龄大的，貌不美的，即使想从事失足行业，“有钱”的程度也要大打折扣。同样，符合上述标准的男人，要想变坏的话，估计收入也不菲。
“有钱”的问题算是解释了，但还存在另外的问题：为何“变坏就有钱”的主角里，男人所占比例远低于女人？有人可能会说，男人对此项服务需求较大，女人对此项服务需求较小，这种说法好比写作文，推理不清楚，结果不明确。下面我们就来求解一下“男人变坏”这道算术题。
“男人有钱就变坏”
男人的生理变化与成就时间与女人不同，男人的黄金时间不在青年而在中年，人到中年经验、知识、财富、身份、地位、风度等都拥有了。从生理方面讲，随着时间与岁月流逝，男人的体力与精力比女人衰退得慢，“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这为男人变坏提供了体力与精力保证。
女人色貌如花的时间来得短，男人精力充沛的时间来得长，女人会更珍惜利用自己的青春年华，而男人更多关注的是较长时段内的增值。这就好比一台机器，折旧贬值快的，你会早用多用它；折旧贬值慢的，你不会在意一时，更会注重整个时段的利用价值。
追求总体利用价值的男人，分配时间精力的合理方式是早期投资后期享受。年轻的时候，要经验没经验，要地位没地位，要财富没财富，有的仅仅是年轻人的闯劲与活力。在“三没一有”条件下，年轻男人没有“变坏”的资本与可能，一般男人年轻时主要做两件事情——“往上爬”与多赚钱。
但随着时间流逝，职位上升，财富增加，再想提升职务，获取更多财富，难度就大多了。从办事员爬到股长位置，一般比较方便，但想从处长爬到局长，难度就大了。财产从10万到100万容易，从100万向1000万迈进就难多了。
经济学把这种随着数量、程度增加难度增加的规律，叫做边际成本上升规律；对应地把随着数量、程度增加而价值减少的规律，叫做边际价值下降规律。比如爱情七步曲：初识－甜蜜－无趣－腻烦－厌倦－逃避－再见，一步比一步无趣。
同样，随着年龄增加，岁月流逝，男人的地位与财富水涨船高，但获取地位与金钱的边际成本上升，边际价值下降，从地位与金钱上获得的净收益下降，此时风流的代价降低，于是“男人有钱就变坏”了。
裸模苏紫紫为何不可以一脱成名？
苏紫紫，女，1991年出生在湖北省宜昌市，中国人民大学艺术系二年级学生，也是每场五百元报酬的全裸模特。两个天壤之别的身份，让90后的苏紫紫陷入争议的漩涡。在一片争议声中，与凤姐一样，她也迅速蹿红网络。
有人说她的艺术离色情只有一步之遥，指责她给女人丢了脸，责问她“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谴责她“赤裸裸地炒作”。其实炒作并非什么贬义词，不去说如今炒作无时不有、无地不存，所谓炒作几千年前就有了，从伯乐相马到吕不韦一字千金，再到陈子昂摔宝琴。这些流传千古的案例告诉我们，只要事物本身是值得关注的与肯定的，用点所谓的手段也往往是必要的。
除了炒作说之外，谴责也好，支持也罢，也都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如前所述，价值判断是最最简单的智力游戏，好比喜羊羊也知道灰太狼坏美羊羊好，但喜羊羊不会计算阴影部分的面积——逻辑推理。为了显示我们高于喜羊羊，有必要对裸模事件进行经济分析与推理。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当中，每个人的行为不但影响自己，也往往影响别人。苏紫紫当全裸模特，不但有她的艺术与金钱追求，也对一般民众产生了影响，所以有人认为她伤风败俗，有人认为她勇气可嘉，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要说个人行为对别人的影响，生活当中时时处处都有：街上走来一位美貌如花的佳人，路人看着赏心悦目；要是遇到一位貌如车祸现场的恐龙，你会肃然而恐。在公园散步，顺便能欣赏美景；要是遇到一对男女在Kiss，一般人会避之唯恐不及。
经济学称前者有正的外部性，后者有负的外部性。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分析与建议，前者，我们得付钱给美女或者公园管理者，后者，恐龙或者Kiss者得付钱给我们。
他认为，如果众人不补尝给美女与公园，美女将减少出行，公园将少建，人们的享受就会减少。同样，恐龙与Kiss者得补尝给路人，否则的话，恐龙出行将增加，Kiss者将普及，同样会将降低众人享受。
这种分析忽视了众人的影响是相互的。是的，美女街上走，的确给路人带来了愉悦，要是路人得因此付钱给她，那么路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失。处理外部性问题的关键，是看何种方式可以使路人与美女的好处最大，而不是一见好处就给钱，一见害处就补偿。
要是美女向路人收费，路人就会拒付，美女与路人就会起争执，就得花费时间与精力。争执的结果往往是美女收费不成，路人仍然我行我素，然而用于争执的时间精力却不创造财富，对谁都没好处，是种浪费。
对小偷的处理往往就不同了。小偷的行为对社会有负的外部性，各人为了防偷不得不花费心思与资源，比如各家各户安装门锁，不少家庭安装防盗窗等。减少小偷就能节省防偷资源，提高众人的好处。所以，街上有人喊抓小偷，前去抓的人会比较多。
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金华发生过一起狗咬人事件，报纸报道说张三家养的狗咬了路人李四，李四向张三索赔，张三不给，认为是李四自己不小心，狗才咬到他。李四认为是狗咬了他，错在狗的主人没有把狗管好，责任在张三，张三得赔偿，于是把张三告上了法庭。
最后，法院的判决是狗咬李四责任在张三没有把狗看好，张三得赔偿给李四。法院认为，要是路人有责任防狗咬，那么人人走路都得小心翼翼，要么穿着铁甲，要么拿根棍子，很是麻烦。
相对路人而言，狗的主人管理狗就方便多了，主人不在时，一条铁链把狗锁起来就是。很明显，相对路人，狗主人管狗防狗的代价更低，让他管理效率较高。
同样地，苏紫紫当裸模也会对别人产生影响，有人觉得她伤风败俗，“为难女人”。问题是，如果不让苏紫紫当裸模，对她也会有损害。而且，如果你不喜欢、不认同她这种做法，可以不闻不问，不会造成现实的损失。
从这个角度看，以道德批人与杀人对被批被杀者危害极大，批人杀人者受益有限，最多获得意淫的好处。比如苏轼因诗获罪，岳飞“莫须有”被杀，对此等因言获罪，诛心杀人之事，世人无不扼腕叹息，痛心疾首，痛恨那昏庸的君主。
同样道理，面对苏紫紫当裸模，也不能以道德君子自居，对她说三道四，甚至鄙视谴责。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对她压力与危害较大，谴责者却什么也没得到。
一般认为宽容是一种美德，因为宽容者对己没有危害，却成全、幸福了别人。用经济学语言讲，这种自己不受损，却能让别人增进好处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理性的做法是从社会总收益的角度看待与处理外部性问题，不以个人道德评判别人。宽以待人能够不妨碍自己，又幸福别人，这才是符合效率的理性态度。从这个角度讲，苏紫紫当不当全裸模特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应该由她自主选择。只要她没有触及他人利益，就应该发挥宽容的美德，尊重她的选择，成全她的幸福。
为什么我们会“活得起死不起”？
这年头，“骨灰盒比电视机贵”、“坟墓比房子贵”、“活得起，死不起”。继“经济适用房”后，宁波北仑推出了4800元和7800元两款“经济适用墓”。该公墓每座1平方米，用花岗岩制造，原价10000元以上，只有具有当地户籍的困难家庭才能申请购买（2010年10月27日《钱江晚报》）。
推出“经济适用墓”说明墓地价格已然非常之高，这正如住房价格不合理，才需要推出“经济适用房”一样。以深圳为例，墓地价格直逼豪宅，涨速与房价相当。实地观察发现深圳墓地价格的确一路看涨，最便宜的也需1。5万元，最贵的高达20余万元（2010年4月5日南方都市报）。
南山西丽报恩福地是深圳主要墓园之一，这里新开发的墓地——永安园墓地，每个不到4平方米，开价从122000元到188000元不等，均价接近每平米4万元，直达深圳香蜜湖豪宅均价。这天价坟墓到底是怎样盖成的？
物品价格由供求竞争决定：购买者增加，需求竞争加剧，价格上升；供应者增加，供应竞争加剧，价格下降。如果行业是垄断的，供应者减少，供应竞争减弱，价格就要上涨。墓地的确是垄断经营，截至目前，我国共有殡仪服务单位3754个，其中殡仪馆1692个，民办机构不足两成；民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公墓1209个，殡葬管理单位853个。
行业垄断导致供应不足，而殡葬需求又具备一定的刚性，在供求夹击之下，殡葬价格自然水涨船高。此情形下，深圳墓地价格直逼豪宅，宁波推出“经济适用墓”，就不足为奇了。
让人不解的是，殡葬为何能垄断？为何餐饮与服装行业无法垄断？其实，不仅殡葬行业，政府垄断的还有石油、电力、铁路、自来水与教育等。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政府能够垄断的，往往是替代品较少的行业。能够替代殡葬行业的，几乎没有，石油、电力、自来水、教育等，替代品也极少。铁路交通虽然有公路与飞机等替代，可惜得很，这些行业也基本由政府垄断。
餐饮业却大不相同，替代物品实在是多。光是小吃，就有“兰州拉面”、“过桥米线”、“沙县小吃”、“成都小吃”、“土家火烧”与“印度飞饼”等等。替代物品如此之多，政府想要垄断，困难可想而知，好比你要看住一个小孩，绰绰有余，若想控制一群小朋友，就没这么方便了。同样，服装业花式品种实在是多，政府想要垄断，同样缚手缚脚，困难重重。
替代品多少是政府能否垄断的关键因素。替代品越少的行业，政府垄断越容易，殡葬行业替代性服务极小，政府容易形成垄断。既然政府垄断经营，加上生产与供应不足，需求又有刚性，这时墓地价格直逼豪宅，甚至推出“经济适用墓”，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
为什么股票买卖与进价毫无关系？
人生的烦恼莫过于欲望太多，机会太少，比如鱼与熊掌往往不可兼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选择就是放弃，有取就得有舍，舍鱼而取熊掌，鱼就是取熊掌的代价；要开车，不喝酒就是代价，要喝酒，不开车就是代价。
如果你有时光机，你想回去做什么？1。重温美好时光；2。弥补一个遗憾；3。回去见一个人；4。好好学习。在你心中，会对4个选项排出一个重要顺序，你肯定会选择最重要的那个。放弃3个机会中最重要的那个就是代价，也是经济学所谓的成本。成本影响选择，放弃的其他机会对你的选择没有影响，无论它有多么重要。
如何权衡取舍是衡量个人成熟与智慧的重要标准，比如小孩往往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愿意放弃，只有成人才会权衡利弊作出合理选择。理性人的行为倾向是趋利避害，追求较大收益，避免较大成本。
成本与选择形影相随，不可分离，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比如你过去做了一件事，历史上有所付出，由于没有时光机，不能回头重新选择一次，这个付出就不是成本，不影响你现在的行为。让我们从这个平平无奇的概念出发，说明成本与股票价格的关系，揭示散户炒股屡战屡败的原因，指出正确的理念与做法是什么，再一般化说明成本对个人选择与生活的影响。
股市中，太多的散户具有这样的心理：这个股票是10元买的，要是股价跌到10元以下，坚决不能卖掉，否则我便亏了。有这种想法的朋友，头脑中没有形成成本概念，误把历史事件当机会，误把历史成本当成本。
10元钱买入的股票，那是历史事件了，不可能再回到从前重新选择一回。既然历史无法改变与选择，付出代价无法挽回，过去的事情本身就不再影响当前决策。
以10元价格买入股票，你面前的机会是卖掉或持仓，卖掉的收益是保留的成本，保留的收益是卖掉的成本，影响卖掉或者保留的唯一因素是股票接下来是涨还是跌。
倘若你预期会涨，那么保留的收益增加，即卖掉的成本上升，你就应该保留。同样，要是预期会跌，保留的收益下降，即卖掉的成本下降了，你应该卖掉。无论是买还是卖，与你过去是10元、20元还是1元买入毫无关系。
有的散户10元钱买入股票，眼看着它一路往下跌，跌到进价之下。由于误认“历史成本”为成本，产生了“不赚不卖”的想法，他就一直拿着，不管基本面是否在恶化，技术形态是否破坏，宏观形势是否改变。
在他眼中，现在的股票价格是否比10元高，才是他是否出手的唯一标准。于是一幕幕周而复始的悲剧开演了：10元的股票，慢慢跌到了8元，5元，甚至3元，这个时候，散户往往恐慌了，生怕股票价格会跌到1元去，最终选择了出手。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一卖往往灵验得很，你刚刚前脚把股票卖掉，股价立即从3元涨到5元，10元，甚至15元。由于被“历史成本”误导，认为以前3元卖掉的股票，现在3元以上买入，又是亏了。在这种错误观念引导下，你又只能作为一位旁观者，眼睁睁看着股票价格步步高升，却无能为力。
从成本角度看，当股票在3元以上，你面临的选择还是两个：买与不买。买的收益是卖的成本，卖的收益是买的成本。当你预期3元的股票还会涨时，买的收益上升，即卖的成本上升，就应该买入，这与你过去在1元、10元还是15元卖掉这只股票毫无关系。
“不赚不卖，否则就是亏钱”，一般的股民这样想，也这样做，随着时间流逝，最终逃脱不了亏损与失败的命运。说到底，他们的错误与亏损源自不明白成本概念，误认历史成本为成本。
说完股票价格、历史成本与股市收益的关系，再来说明基本面与股价的关系，道理也类似。许多散户朋友往往按基本面炒股票，业绩差的他们就不买。这又犯了把历史机会当机会，历史成本当成本的错误。
从基本面看，股价是上市公司将来利润的折现，将来利润是影响股价趋势的唯一因素，如果将来利润下降，股价就会逐步下降；将来利润上升，股价就会逐步上升。但股民们看到的上市公司业绩往往是已经过去了的，过去的业绩已经反应在当前的股价之中，不再影响接下来的股价走势。
可是，许多股民根据过去业绩买卖股票，他们认为过去业绩这么好，现在股价又不高，于是就放心地买了。殊不知，同样想法与行为的人多了，股票筹码集中到散户手中就多了，大机构就无法收集足够的筹码。而且，现在业绩好并不能代表将来业绩更好，一般来说，从垃圾业绩变好容易，漂亮业绩锦上添花困难。
一方面，业绩持续增长的可能性下降；另一方面，筹码集中到散户而非机构手中。于是，过去业绩较好的蓝筹股的涨幅，往往赶不上现在看上去业绩平平或者业绩较差的股票。
无论基本面分析也好，技术面分析也罢，个股买卖决策都要从股价接下来的表现着手。个股将来的机会才是可供选择的机会，这种机会的放弃才是成本，才会影响买卖决策。过去的行为不再构成现在的选择，对现在的决策没有任何影响。
“世上没有后悔药”、“不要为溅出的牛奶可乐哭泣”，这是东西方智慧的结晶，说的就是历史事件不是机会，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日常决策只能着眼将来的道理。炒股如此，恋爱如此，读书如此，凡事皆如此。
为什么肯德基先付钱后用餐，一般饭店先用餐后付钱？
生活中有许多现象，因为太过熟悉，我们往往熟视无睹，比如买卖中不同的“交钱”与“交货”顺序。有的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个环节基本同时发生，比如农贸市场里的小菜买卖。
但有的买卖“交钱”与“交货”相互分离，顺序相反。比如去肯德基是先付钱再用餐，去一般饭店是先吃饭再付钱。这种“交款”与“交货”的先后差别是怎样形成的？背后有没有一般化的规律？
交易是人类一大神奇的发明，其功能与作用远在“四大发明”之上，只要交换是自愿发生的，买卖双方均能获得好处。因为若有一方没好处，交换肯定得泡汤。交换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通过交换，人类的生活水平才能持续提升。
比如我们去KFC用餐，一定是用餐好处大于所付金钱，同样，餐馆一定认为所卖价钱多于生产费用，这样买卖才能成交。通过KFC买卖，消费者与商家都获得了好处。咋会有这么好的事情？
因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的特长与优势不同，比如盖茨与鲁班，一个特长是编程，另一个特长是木工。各人从事自己擅长的行当，比如盖茨只编程，鲁班只做木工，那么，生产的软件与家具会比他俩什么都做来得多。专业分工创造更多财富，然后通过相互交易，各人就能获得更多财富，具体分析可见本书第十章《孔子是位经济学家》一文。
一般的消费者做KFC肯定不如肯德基，同样的原料与人工，餐馆做出来的味道比消费者来得好。同样，一定存在其他领域，消费者能力比KFC更牛，如果你是电脑高手，那么，KFC员工肯定做不过你，同样的原料与工人，你做出来的肯定更好。你专门做电脑，KFC专门做快餐，通过交换，你们的财富都将增加。
各人从事擅长行当就是分工，具体来说，分工就是各人从事的领域越来越小，投入到专业领域的时间越来越多，专业经验与知识越积越多，生产力越来越高的过程。但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范围，比如小村落肯定没有KFC，因为食用者太少，商家提供KFC会亏损。只有人口规模较大的城镇，商家才能提供KFC赚钱。
市场范围越大，劳动分工才能越细，劳动分工越细，生产的物品才能越好，价格才能越低，买卖范围才能越广。分工程度与市场范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通过两者的良性互动，我们能够享受的物品才能越来越多，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如果能够降低买卖困难，扩大买卖范围，就能促进分工深化，增加物品与财富，提高生活水平。上述KFC与一般饭店用餐与付钱顺序的差异，就是商家降低交易困难的表现。
消费者到餐馆用餐，如果餐馆能够事先把食品做好，采用先付钱的方式，就能方便消费者与商家。比如KFC先把食品做好了，不用消费者再点菜、说明菜的分量与做菜方式，也不用讨价还价。他们把用餐中的多个环节合并到一起，自然能够方便买卖双方。
但“付钱拿货”这种方式要以买方相信菜肴数量与质量为前提，如果消费者对商家的东西不相信，不放心，就不乐意先付钱。KFC在质量保证方面做得比较到位。相比一般饭店，KFC食品种类较少，制作程序严格一致，食品分量与质量高度统一。比如KFC里的汉堡在中国与在日本的含量与质量相差极小，有的学者甚至主张以汉堡表示各国汇率。
另外，肯德基是世界驰名品牌，开有多家连锁店。品牌加连锁的方式能让消费者相信其产品质量，好比一颗钻石在豪华商场或游贩手中，你肯定更容易相信商场。品牌加连锁店的形式本身就是食品质量的保证，既然KFC食品质量有保证，消费者容易相信，所以，FKC能够采用更方便的先付钱后消费的方式。
多数饭店没有连锁店，菜肴品种较多，菜肴数量与质量控制水平不如KFC。一般说来，饭店自己清楚菜肴数量与质量，消费者对此了解较少。对菜肴的数量与质量，让信息较少的消费者在食用过程中识别考核，比在事先考核容易得多。而且，在饭店的就餐过程中，顾客还可以对不合口味的饭菜提出异议，可以要求重做或者换掉。对于质量有问题的，比如菜里发现虫子之类，轻则换菜，重则免费。因此，这种后付钱的方式更方便食客考核监管，能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
虽然后付钱的方式增加了用餐环节，麻烦了买卖双方，但唯有如此才能让食客放心，容易吸引消费者前来就餐，做大生意，所以饭店就愿意采用这种方式。
KFC食品数量与质量均有保证，就采用更方便的先付钱后用餐方式；一般饭店的菜肴数量与质量难以取信于消费者，只能采用后付钱方式，才能减轻消费者担心程度，做成买卖。
商品质量识别难度不同，商家采用的付价方式不同，但目的都是方便达成买卖，扩大市场范围，带动分工细化，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多财富，提高人们生活。
为什么站票与坐票享受不同，价格却相同？
市场上买卖的多数物品，要是质量不同，价格也不同。比如同型号的联想电脑，配置不同，价格不同；同一单元的住宅，楼层不同，价格不同；同一家酒店的厨师，等级不同，工资不同。
但也存在例外的情况，比如火车或公交的车票价格，无论是坐票还是站票，只要距离相同，价格一样。显然，坐票的质量比站票高，享受的服务比站票好，从直觉看，坐票价格应该比站票价格高。现实里却是两者同价，这是为什么？
乘客坐车当然是为了省时省力，公司当然是为了赚钱，但涉及乘客与公司利害关系的，不仅有服务质量与价格，还有如何保持乘车秩序的因素。不同的定价方式与维护乘车秩序有某种联系，车票价格由价格与秩序两个因素决定。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提高坐票价格或者降低站票价格，一般人会怎样行动？一般来说，除春节等节假日外，火车会留下或多或少的空位。如果坐票价格高于站票，乘客很可能购买价格更低的站票，上车后偷偷坐到座位上去。既然乘客可以购买站票享受坐票，这样的话，很少有人愿意购买更贵的坐票，公司收入将大减。
要想提高公司收入，就要防止乘客“指鹿为马”、“鸠占鹊巢”的行为。为此，就得有乘务员花费时间精力进行监管。俗话说“法不责众”，未满的车座越多，站票与坐票价差越大，“指鹿为马”者越多，监管越吃力。把坐票与站票价格定成一样，先让坐票卖光，让坐票者各得其坐，防止站票者坐他们的位置，就可以节省监管“指鹿为马”的代价。
与坐票定高价站票定低价相比，两类座位同价会使车主收入降低，但价格下降会使乘客增加，总收入是增是减并不一定，这要看车票价格弹性。
价格弹性用需求量变化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化百分比表示，数值大于1叫富有弹性，小于1叫缺乏弹性。比如车票价格为10元，若降到9元，变化10%，需求量由100变为120，变化为20%，那么车票价格弹性就是2。原来收入是1000元，降低后收入为1080元，反而是增加的。
弹性大于1的物品，降价能增加总收入，涨价会减少总收入；弹性小于1的物品，降价会减少总收入，涨价能增加总收入。要是车票价格弹性大于1，把坐票与站票订为同价，相当于降低坐票价格，那么，公司就能增加总收入。这一样来，收入能增加，监管更方便，公司当然乐意。要是车票弹性小于1，把两种车票订同价，虽然收入吃了点亏，只要监管代价下降足够大，收入上吃点小亏也是值得的。
以上说的是没卖完车票的情况，要是卖完坐票后，车票还是供不应求，站票也能卖掉一部分，这种情况下，站票与坐票价格一样，站票价格相对提高，总收入将提高，还能降低监管难度，就更值得了。
现实当中，不仅火车与公交的坐票与站票价格相同，电影院里不同位置的票价也相同，这与火车异票同价方便监督“鸠占鹊巢”的道理一样。
如果对好差座位实行差别定价，就会有人买了较差位置，进场后偷偷溜到好位置上去，这会增加影院的监管代价。票价一律相同，让购买好位置的观众坐到自己的座位，就能自动防止差票者占位。要是票价上吃的小亏能节省更多的监管代价，电影院好差位置同价就值得。
从节省监管代价角度看，有必要实行异票同价，从提供激励的角度看，道理也是相通的。把坐票与站票定为相同的价格，对于买坐票的人来说是一种激励。
一般来说，较早购买坐票的人，对坐车服务评价较高，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价高者得”。从资源使用效率看，商品与服务被评价与出价更高者所得，效率较高。我们不妨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比如一件衣服，你要她也要，那么，你俩只有出价更高者，才能得到它。出价高说明衣服在她心中更重要，而她出的价是为别人提供服务换来的。
社会里的每个人，只在自己专业领域内是生产者，在更多的领域里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想要在买卖竞争中胜出，只能出价比别人高。想要出价比别人高，只能努力工作，为别人创造更多的财富。当每个生产者在工作时努力赚钱，用赚来的钱出价购买物品，通过买卖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社会的财富就能大大增加，我们的生活就能日益改善。
有人说，有的衣服价格是一样的，就算打折也打得一样，不存在消费者出价高低的问题。这种说法只盯住货币价格，没有看到货币价格之外，时间本身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如果你抢先去买衣服，生怕去迟了被别人抢走，说明衣服在你心目中评价很高。在抢衣服的过程中，你不得不放弃做其他事情，这样一来，你的所付就是货币价格加上时间价值。
一般来说，如果不用赶急与生怕被别人抢购去，前者的时间代价更高，所付的实际价格更高。因为在不用赶急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空闲时间去，可以选择在时间价值较低的时候去买。
从卖家角度看，即使价格相同，让对商品评价更高的人早买，对其也有利，商家可以更早空出货架摆放其他服装，可以早早回笼货款再去订货，等等。
同样，火车坐票站票定为同一个价格，对于早买者而言，他的真实代价高于迟买者，这种代价在春节期间更加突出。春节期间车票需求激增，火车座位严重供不应求，买车票者得早几天预订，还得排上长长的队伍。这种情况下，实行的仍然是价格高者得的市场原则，只不过这个价包括购票的时间与精力。
政府若要“逮捕炒家”，郞咸平该自首认罪
我们似乎从小就遭遇应试教育的毒害，比如语文课上，鲁迅有言：“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为什么这样写？我认为鲁迅当时家贫，想写文章凑字数骗稿费，正常的写法应该是：“我家门前有两棵枣树”。但这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是劳动所得，非抢非盗。老师却说我大不敬，这么意味深长、含义隽永的名句，在我这厮眼里却变得俗不可耐。
上语文课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概括主题思想，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为何我概括的都是错的，“上面”与老师概括的却一定是对的——你们又不是作者肚里的蛔虫，凭啥呀，你们对，我却错。另外，在我看来，写作文更受罪：只有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感，写些假大空的主流思想，才可能得高分，要是不符合主流声音，只管流露个人性情，想得高分门都没有。
大了一些，开始学思想政治，马克思说商品价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我问老师，姚明上电视喝可乐的时间比咱们在家里喝短得多，为何姚明获得的广告收入比我们买可乐的价格高？同样社会劳动时间的醋，为什么“非典”时的价格会比平时高70倍之多？教师怎么答也答不出来。
面对这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与问题，老师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会认为你思想不正、调皮捣蛋，还会乘机教育你一顿。可惜得很，经过多年教育与引导，我还是思想中毒，想法非主流。
磕磕绊绊，好不容易才进得大学。可惜，仍然讨厌不顾现实，毫无解释能力，被生活现象一驳就倒的思想与原理，喜欢真实世界里的经济思想。因为这个喜欢，上了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的课；因为这个原因，喜欢周其仁的文章，但凡先生的出的书、写的文章，一定找来看找来读。周其仁有篇《我为什么回应郎咸平》，我特别喜欢，它说的是周郎关于国退民进的异见。
周其仁认为郎咸平的研究方法不值得提倡：让同学在百度上找资料，然后写成文章与建议发表。周教授极力反对没有实地调查就发表观点的方法，没有搞清楚海尔等企业的产权制度与演变过程，动辄提议企业该咋样咋样，这不是经验科学的方法。
关于郎咸平听得倒挺多，知道他是红得发紫的人物，可惜只看过周其仁那篇批评文章，虽然相信周其仁的学问品牌，但毕竟只是一面之词，自己没有实地调查过，不能就此断定郎咸平之是非曲直。直到在网易上看到郎关于投机倒把的观点，“政府逮捕这些农产品炒家，因为他们操纵价格，形成了农产品的垄断”，才感觉郎的观点问题多多。
经济学的垄断定义是独占，即一个生产者对产品价格具备控制能力，能够通过提高价格降低产量的方式赚钱，损害消费者利益。像矿泉水生产不是垄断，矿泉水买卖也不是垄断，因为生产与销售者数量多多。同样，农产品生产者与流通者千千万万，竞争十分激烈，怎么会有垄断者？他们又是如何垄断的？
除了含义有误，从商人目的看，天下商人都依靠低买高卖赚取差价生存，都在操纵价格，按照郎的看法与逻辑，难道要把天下商人都赶尽杀绝不成？别的不说，郎咸平本身也是位商人，上电台，出新书，就是在经营买卖。郎咸平本人就是炒作者与投机人，是不是自己先得去自首？
郎咸平的粉丝多得很，均参与了对郎的炒作，是不是也都该抓起来？要是粉丝被抓光了，郎还能在市场上一呼百应、吃香喝辣吗？他的电视节目还有人看？他的书还有人买？英雄还有用武之地吗？
郎的观点受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影响，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仍在发挥余冷。按照经典作家的观点，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其他要素不创造价值，商品价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格不能高于商品价值。
按照这种说法，只有生产过程创造价值。商人嘛，倒买倒卖，投机取巧，没有付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何来价值创造？凭啥获得收入？难道不是扰乱市场？难道不该抓人？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观点，所有带来收入的就是资产，资产的市场价值就是资本。劳动是资本，土地是资本，技术是资本，组织是资本，因为它们都产生收入。
不仅如此，甚至交通位置、花容月貌等，这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根本不可能包括的因素也是资本。比如拿同样一张建筑图纸，去上海与新疆建造同样一幢房子，用同样的原料，同样的工人，两地所花的社会必要劳动相同，按照马克思他老人家的观点，上海与新疆的住房价格是不是也应该一样？
现实情况呢？上海房价与新疆房价，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理论解释不了现实情况，那么，肯定是理论有问题。不同的位置，人流量迵异，商业价值相差很多，住房价格相差很多。所以说，一个较好的位置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上海与新疆房价之差异，就是位置差异引起的，位置本身也是资本，能够带来收入。
如前所述，美女去酒店推销啤酒，有人业绩好，有人业绩差，除了营销能力外，相貌是关键因素之一。两个营销能力差不多的推销小姐，一个如天女下凡，一个如绝代恐龙，推销业绩可想而知。业绩与收入差异便是相貌引起的，所以说相貌本身也是资本。所有这些统统是资本，只是形态不同，但实质一样，唯一的经济用途都是产生收入。
再来说明现代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的概念。比如你想要买一颗钻戒，你可能不知道哪里有卖，就得到大街上寻寻觅觅。同样的钻戒，你可能认为此处价格较高，所以就要多跑几处询价比较；你也可能认为这钻戒是假的，商家得为你提供专家服务与保证书；为了尽量压低价格，你还得与商家进行讨价还价；等等。
为了购买一枚钻戒，除了价格本身外，你还要折腾掉大量人力物力，这些折腾就是使用市场机制的费用，简称交易费用（这是狭义的交易费用，广义的包括所有制度费用）。
有了一般化的资本概念与交易费用概念，就可以理解商人的作用了。成功的商人及时传递了物品的市场供求信息，准确揭示了物品价格，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费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买卖双方达成交易提供了服务，作出了贡献，产生了收入，当然也是资本，当然也要参与财富分配。
从方便交易、服务买卖角度看，商人有功，投机有功，市场经济没有机制倒把罪，抓投机者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
为什么年夜饭价格大涨特涨，春节票价却纹丝不动？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前夕，回家人流激增，乘坐火车的人流也跟着激增。虽然车站增加车次，延长服务时间，但仍远远跟不上人流的增长步伐，各个售票处还是排满了长长的队伍。让人不解的是，同样有季度性变动的酒店行业，就餐为何不用排长队、走后门？而买火车票却要如此？
经济学家吴敬琏、薛兆丰等提议火车票涨价，并列举了低价分配车票的种种代价，诸如排队时间、买票气力、依靠关系、与黄牛党周旋等。如果能采用价格机制即出价高者得的方式，这些无谓的损失就可以节省，车票配置效率就可提升。
既然其他分配方式存在“浪费”，为何现实中的人们还是采用“浪费”的方式？好比在某些人眼中，站街女是一时不慎而失足，小孩是无自制能力而尿床，但站街女是妙龄少女，具备行为能力与自制能力的，为何自愿失足，而且数量众多？看样子背后一定存在鲜为人知的理由。火车票也一样，采用非价格分配方式也一定存在某种道理。
经济学告诉我们，面对缺乏的经济资源，人们一定选择利益更多且代价更小的方式。既然排队分配车票有所失，肯定也有所得。
在说明车票排队分配的道理之前，先说明一下年夜饭的情况。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生活提高，年夜前后，前去酒店吃饭者增加。但年夜前后人人想与家人团聚，为此，有的酒店关门，有的酒店减员，有的酒店提薪，综合表现是酒店饭菜供应减少。在供求一减一增之间，年夜饭价格就在天上飞了。究其根源，是不断上涨的菜肴价格阻碍了人们排长队、走后门。
与私营酒店的菜肴价格灵活及时反应市场行情不同，铁路部门是国有企业，国企资产属于全民所有，好处得由众人共享，涨价与否要与众人商量，比如召开听证会等，这样一来，价格调整难度较高。
另外，虽然排队分配车票对整个社会而言存在浪费，但对某些个人却是有好处的。这种个体与总体利益不一致的事情，现实中还挺多的，比如某国企拥有一间临街营业房，面积在200平米以上，按2000年购入价格折旧，每年为20万。此房租给了一个商人，每年租金5万。虽然多人争着来租，出价有20万的，也有25万的，但最后竟然以5万元租掉了事。
国企的房子名义上是国有的，全体人民人人有份，好处也人人有份，事实上却归企业领导支配，好处主要由他们享受。的确，收取25万房租，从整个企业看来，好处较多，但领导利益却不见得比租5万来得更多。
国企房产是单位的，租金收益得由单位员工共享，如果按照市价25万出租，比最后成交的5万租金高出20万，如果单位有200位员工，每人平分可得1000元。要是领导把25万的房子以5万元租给商人，从中分到的“好处”大于1000元，领导就会选择廉价出租。
同样道理，国有铁路归全民所有，廉价车票的好处也应归全民所有，但实际支配权却归有关领导与员工。要是铁路部门从廉价车票中获得的“好处”比提价来得多，他们就有动力维护廉价车票。
比如，原汉口火车站站长和武汉铁路局副局长刘志祥，1995年至2004年9年在任期间，利用廉价车票私授3300万元，还有1440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人封为“汉口站最大票霸”。当然，实行低价车票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诸如为了公平分配车票资源、减轻农民工乘车负担等等。
铁路国有一方面使得车价难以彻底采用价格机制，灵活按照市场行情调整价格；另一方面，也培养了部分既得利益者。是这两个方面阻碍了车票分配市场化。从这个案例可知，改变制度往往会有阻力，往往要付出代价，因此，现行分配方式未必是最好的，也未必是效率最高的，但是，要改变，还为时过早。只有潜在制度的好处高于现有体制的阻力，现实的分配制度才可能变化。因此，与其责备现行制度的种种不是，不如着手拆除防碍制度变化的障碍，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
展开
——香港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张五常
学问是我们观察日常生活的向导，日常生活是寻求学问的真正场所，只有不断地在学问与现实之间来来回回，我们才能学到些什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作者师从周其仁，本书作序谢作诗，内容着眼生活，观点新颖正确，推荐！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薛兆丰
思想如鱼，生活如水，一切好奇别样生活与背后奥秘的读者朋友，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职务，不妨读一读这本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 谢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