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对这种暗示提出质疑。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复杂的宇宙观话语,即由灾异证实的天人感应的关系,理解为简单的二元对立--视皇帝为权力之掌握者,视灾异为批评皇帝的政治工具。这种二分法实际上把政治权力理解为独立于文化和象征符号之外的前在存在。在此本文将提出一种不同的分析模式,即把灾异表现出的天人感应宇宙观视为一种共同话语或基本象征结构,通过这种话语和象征结构,汉代政治家不断地建构皇权制度,改造皇权观念,并疏导和调控政治权力的运行。
作为构成政治权力的这样一个内在的象征结构,灾异话语必然地承载了围绕皇权的性质和功能所展开的至关重要的政治斗争。然而,《五行志》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场政治斗争的冲突与张力,因为它有选择地记录下来的诠释都是儒家正统观点,而其他的、非正统学派对灾异的诠释则完全被排斥在《五行志》之外。通过重新构建儒家正统与被排斥在《五行志》之外的非正统理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本章揭示由灾异话语体现出来的,围绕皇权展开的激烈斗争。在重构两者间的争辩和冲突过程中,本章重新探讨中国历史中的皇权性质,皇帝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帝国形成期间皇帝在整个权力关系网中的位置。
本章的中心论点是,汉代的皇权事实上并不是权力之“源”或权力之“本”,而是一个中心枢纽,通过这一枢纽,多种权力关系得以相互平衡、对峙、勾结、较量、牵制,以至侵夺、歼灭,形成一个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的。于是,这里所说的“政治权力”不再意味着一个不言而喻的实体,而是指一系列复杂而富于变化的关系①。中国的皇权便是如此一复杂、动态关系的化身。皇帝既不拥有天下,也非绝对的“东方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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