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荀子之正名
第五节 “修己”与“治人”
如前所述，早期儒家从其发生之初即具有一种强烈的“周文”理想之情怀，期望着“得君行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重建道德秩序与社会秩序以救礼坏乐崩之时弊。然而，从孔子、孟子，直至荀子，这种政治理想与抱负始终都未能得以充分实现。孔子周游列国，道不合即去，晚年退而修《诗》、《书》。孟子以“仁政”游说人主，每为人主目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即如荀子，观《尧问篇》“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之论及《强国篇》荀子对应侯“入秦何见”问而病其“无儒”之议论，显见儒家学说在战国之季还远远未能作为一种指导社会政治治理的理论形态而为国家政权所接受。
对于早期儒家政治理想的这一遭际，通常的解释偏重于强调时君们个体性的、偶然性的功利人格因素，如刘向《战国策序》所言“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可谓一种典型的说辞。事实上，抛开作为个别的国君本身的德行以及是否足够明智、富于远见等素质不论，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是否蕴含着一种客观的历史理性。战国姑且不论，至如春秋，即使像子产那样具有儒者气象的贤大夫，当其作为一个政治家面对客观的情势（“为齐难”），出于“救世”的需要，也不得不“作丘赋”、“作丘甲”、“铸刑书”，推行某些近于后世法家性质之改革。如梁任公所言：“盖自‘宗法政治’破坏以后，为政者不能不恃法度以整齐其民，于是大政治家竟以此为务”。子产尚且如此，更遑论那些在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之中“讨生活”的个体德行较子产相去甚远的战国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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