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学科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影响了文艺理论、艺术评论甚至诗歌创作。其流泽之广远大大超出了韦伯,甚至超越康德。这个外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当然在于这个时代。伟大的改革瓦解了基本的旧共同体,消除了那种陈腐的归属感,把人驱逐到了无所不包的市场丛林与科层体制之中。如何安身立命的茫然之感也许很难成为一个专门的社会科学课题,但此刻却是折磨每个敏感心灵的首要问题。海德格尔的存在意义之间正是这些心灵当时所能找到的最深刻依靠。职是之故,“海德格尔”超越了专门的研究领域,成了“个体生命意义”这个问题的总象征。这个古怪的马丁’海德格尔是我国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探索与康德主义主体性探索的最后归宿。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那不对称的“学科之争”也许就是海德格尔一个人的战争——一场思想文化的后启蒙与社会现实的总体启蒙之间的战争。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思想文化方面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经济体制上的泛现代主义从相互斗争逐渐趋向相互依存。这种主观意识上的非理性主义与客观精神上的理性主义都发展着把对方统一在自身之内。陌生的客观现实越是膨胀弥漫无远弗届,主观意识就越是茫然无措进退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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