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确实可以拿来和儒家孟子行事的风格作一个比较，由此可看到二者很重要的区别。孟子去游说君王，是怀着平治天下的信念而去的，所以他决不会投其所好，曲意逢迎，他竟然迂阔地去与君王论辩，弄得君王下不了台，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卫鞅却是一个极现实的人。他的知识结构似乎有相当的广度，帝道、王道、霸道，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侃，但他似乎并没有什么确定的信念。这些知识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已。在司马迁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商君的精明，也看到了他的投机。商君的精明与投机与他对世界的看法相关，他曾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他所说的“下世”，就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也就是说，商君是一个明白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世道就是谁能做官，谁就受人尊敬。在这一点上，商鞅和苏秦对世界的认知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应对人生的策略也大致相同。但是，以苏秦之诈伪反覆，却要去组织一个国际联盟，精明而投机的商鞅，也要一手主持国家的政治改革，上帝真的很会拿中国的子民开玩笑。
商鞅变法，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具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不幸遭遇也受到广泛的同情。“商君身死法未败”，似乎是一项功垂千秋的大事业，商鞅，被描述为一个为政治理想而献身的伟大政治家。可我们来检讨商鞅变法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连坐法、奖励军功和重农抑商之类。在商鞅变法的理念中，完全没有社会公义以及人道的思想因子，完全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东西。不错，商鞅变法似乎使秦国很快崛起成为一个让诸侯恐惧的军事强国，但与此同时，也使其彻底堕落为一架暴力机器了。秦的成功崛起与其迅速崩溃，大约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商君的法治理念中有所谓“壹刑”之说，主张“一任于法”，似乎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者，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这看来是有点平等的意思了，可这种平等，只是为了让所有臣民都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地匍匐于王者的权杖之下。
得到秦国最高统治者支持的商鞅变法来势汹汹，顺之者生，逆之者亡。可偏偏第一个撞到商鞅枪头上的人，或者说第一个故意要来撞商鞅枪头的人，却是商鞅所惹不起的。这个人就是太子。《史记》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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