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金钱、经济和商品等对社会的影响更显露无遗。詹姆逊指出后现代性有两种成就：一是农业的工业化；另一个是无意识的殖民化和商业化，也就是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这意味着：商品从最初的事物交换中介被提升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驱力，任何事物的衡量标准便是它的交换价值、它的市场效应，甚至原本讲究“净化”功能和审美效果的艺术，都不得不及时地与商品联姻，因为艺术家耐不住清苦而投降到大众文化的阵营之中，作品如不被包装和炒作就难以为人所知，此时的读者喜欢时尚的、感官化、奇异的作品而躲避和排斥有难度的作品。这样，经济与文化融合了，“不论任何类型的事物，通过转变成商品，本身都已经变成了对它自己消费的一种手段。它不再有其自身的任何定性价值，而且限定于它能被‘使用’的范围之内：各种形式的活动丧失了作为活动的内在固有的满足，变成了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并且这时，商品化的事物本身倒不重要了.相反其形象取代它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这就是德波（Debord）所说的“景观”：“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此时，事物本身与其表象不但分离了，而且主次关系颠倒了，不是事物决定其表象，而是表象预设事物的命运，因为没有耀眼的表象就难以吸引人们的眼光，事物就难以被人关注。因此德波批判这个是非颠倒的景观世界是一个“纯粹静观的、孤立的伪世界”，可悲的是，“在这里，骗人者也被欺骗和蒙蔽”，可怕的是，这些景观获得了自治，它们可以脱离母体（事物）而自我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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