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见本卷第11页）。恩格斯在序言中还着重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过程及其自然科学基础，指出：马克思和他“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见本卷第13页）；“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奠立在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自然科学家应当掌握唯物辩证法，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反杜林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19世纪70年代中期，杜林的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影响颇大，爱·伯恩施坦、约·莫斯特等都成了杜林的积极追随者，甚至奥·倍倍尔也一度受杜林的影响。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1874年11月出版）和《哲学教程》（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出版）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种势头。在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攻击，这就促使威·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致信恩格斯，请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恩斯特和约·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
早在186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杜林在1867年12月《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而开始关注他的观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68年1-3月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杜林观点的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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