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从这些学科中诞生了这一领域中的绝大部分先驱。因此，毫不奇怪，19世纪研究古典语文学和罗马法所产生的那些问题，正是绝大多数早期的纸草研究关注的。
纸草集的注释中通常要引用大量专题文献，这主要是为了弄懂原始文献。在纸草学家的理想世界中，各种官职应该有近期的专著专门研究；同样，对于各种机构、各项税收、各种类型的契约等等，也应该如此。必须承认，大部分这类专著读起来并不有趣，而且毫无疑问，其中大部分被引用的次数要远远超过被阅读的次数。这种情况就仿佛每个有待编辑的文本都有一系列问题，编辑如果能找到处理其中某个问题的专著，只需核查一番即可解决，无须进一步思索。所有核查结束后，文书也就编辑完了。
这个传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且没有消失的迹象，就像我将在第七章中指出的那样；它也不应该消失。我们满可以认为，这种直截了当的方法，为进行更具风险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尽管它确实有两个副作用：第一个弗里耶已经指出，即学术分量容易阻止圈外人进入这个圈子；第二，它阻碍纸草学家去圈外冒险，因为总是有传统类型的琐事需要处理。但这里指出这点也许就够了：语文学和法学的方法，无论价值多大，也不是天然或必然的；它们只代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智力活动。
本章所举的一些例证，其关注的问题不是完全来自纸草“本身”，并以传统的语文学方法研究；它们至少部分来自圈外，然后借助纸草，以检验那些从其他学科或史料而来的假设。其范围包括古典语文学传统主题之内和之外的各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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