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
周恩来的童年经历了太多的家庭磨难，一岁时十一
叔去世，九岁生母去世，十岁时嗣母去世，十岁、十
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有四个儿子：贻赓、贻能、贻奎、贻淦。按照封建大家庭叔伯兄弟间的大排行，分别是老四、老七、老八和十一。
周恩来的生父是老七周贻能，后来改名劭纲，字懋臣。
周恩来的生母是清河县（1913年改各淮阴县）知县万青选的第十二个女儿，小名冬儿，大家叫她十二姑。
周恩来出生时，周家沉浸在欢乐之中。他是周家兄弟四人的第一个男孩。周劭纲和十二姑夫妇心中更是充满着喜悦，给儿子取名“大鸾”。“鸾”是与“风凰”齐名的一种“神鸟”。取这么好的名字，可见父母对儿子的宠爱了。
然而，小时候的周恩来却称自己的生父为“干爹”，称自己的生母为“干妈”。
这是由于周恩来还不到一岁，就过继给十一叔贻淦、十一婶陈氏为子。贻淦得了肺结核病，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有人提出把大鸾过继给贻淦。一来企图借此冲喜消灾；二来使贻淦看到自己有后代，在弥留之际能得到一点儿安慰；三来使十一婶陈氏能有所寄托。冲喜消灾只不过是当时的迷信说法，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不久，贻淦去世了，大鸾由守寡的陈氏带在身边抚养。大鸾喊陈氏为“娘”，称去世的十一叔为父亲。
1918年1月8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想起我爷爷膝下四子，我父亲早就去世……”
这里的“父亲”是十一叔周贻淦。这时周恩来是在日本求学。
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还记着八叔贻奎去世的事：
晨起至东亚学校，得家信，痛知八伯父故去，哀痛异常，不知所以……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第二天，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
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
中国社会家族中习惯上称父亲的哥哥为伯父，称父亲的嫂嫂为伯母；称父亲的弟弟为叔父，称父亲的弟媳为婶母，周恩来从生父的排行上应该称贻奎为八叔，称贻奎之妻杨氏为八婶。日记中称贻奎、杨氏夫妇“八伯”、“八妈”，显然是站在贻淦之子的位置上称呼的。
周贻奎比周贻淦大两岁，从年轻时起就偏瘫在床。死时年仅四十岁。
给周恩来以父爱的是他的四伯父和生父
四伯父周贻赓，字曼青，原配王氏、续弦赵氏、再续杨氏，膝下无子女，一直把侄儿恩来视为自己的儿子。
1946年9月，周恩来对美国记者李勃曼说：“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样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兄弟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少年周恩来能有此重要转折，首先得益于四伯父的关怀。周贻赓一直在外地当师爷，但收入很微薄。周恩来卜二岁那年，周贻赓在奉天（今辽宁省）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谋到了科员的职位，收入提高了。于是写信要侄儿周恩来到东北去读书。1910年春天，周恩来随回家探亲的堂伯父周贻谦来到东北，先随用贻谦到铁岭入银岗书院。六个月后，去奉天伯父周贻赓那里，读了两年书。
1913年2月，周贻赓被调到天津改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十五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一起从奉天搬到天津。这年8月，周恩来考取天津南开学校。这是一所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国内闻名的私立学校。辽宁三年，天津四年，周恩来对伯父的感情日深。1917年1月，他在作文中写道：
生浙人也，负笈津门，瞬已四载。每届假期，辄南望故乡，兴行也不得之叹！所幸伯父居津，弱弟随侍，南陔之乐虽非，北地之庭终一。绕依膝下，踊跃堂前，是固旅居异地所难能也。盖生幼失怙恃，长依伯父，随宦东西，形影相随。伯父无儿，视生犹子。呜呼！十岁前生我育我者父母也，十岁后育我教我者伯父也。然天下无父无母之孤儿，几何如生之得覆荫哉！杜子诗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生读至是，不禁泪涔涔下，叹世之有蓼莪之悲者，又安得千万庇荫之所，以覆育之耶！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上学，第一年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第二年，由于他品学兼优，经教师推荐，学校免除他的学杂费，成为当时南开学校很少的免费学生。但生活费用除了自己为学校划蜡纸、油印或抄写讲义换取一些补贴外仍依靠伯父。1916年初，周贻赓被调奉天全省清丈总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员，3月只身赴东北就任。1917年6月，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毕业，准备赴日本留学。他对伯父的养育之恩始终铭记于心，出国前，先到东北探望伯父。到日本后，周恩来同四伯父的书信往来是最多的。他在旅日日记中，不仅常常记着伯父来信的消息和给伯父回信的事，而且常常写着自己对伯父的惦念担忧的心情。接到八叔去世恶消息的第四天，他写道：“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的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四伯、干爹做一点儿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
一个月后的除夕之夜，周恩来同两位朋友谈到凌晨三点钟才躺下睡觉，可是他想起家中情景，惦念“四伯在黑龙江，冰天雪地，冷得异常，无一亲人”，哪能人睡，恨不得马上飞到四伯父身边。
1919年4月中旬，周恩来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在大连上岸。他也是先去沈阳看望伯父。1920年11月，周恩来由上海乘去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途中，他就给周恩寿弟弟写信询问四伯父的情况。
邓颖超“第一次当了周家的媳妇”的场面，也是周恩来一起去吉林市看望四伯父的事。那是1928年5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从上海出发经东北赴莫斯科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周恩来装扮成古董商，到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对方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接着又问到哪里去？干什么？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去吉林，看舅舅。当问道：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周恩来回答：姓周，曼青，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由于周恩来处变不惊、沉首冷静，逐渐打消了对方的怀疑。周恩来、邓颖超从大连坐火车到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市。到吉林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而是先住旅馆写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去。家里的人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就把他们接回去。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了两天。然后是周恩来先走，邓颖超隔一天才走，约定在哈尔滨二弟家会面。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起见。同年10月，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途经沈阳时，向党的满洲省委传达了六大的精神，又去看望了伯父。但是，周恩来没想到，这是他同伯父的最后一次见面。
1933年周贻赓去世。当时，周恩来正在江西苏区指挥红军作战。由于反“围剿”战争的紧张、激烈，周恩来没有余暇去考虑家事，惦念亲人。加上战争和敌人恐怖统治所造成的封锁，周恩来不可能及时知道远在东北的伯父的情况。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伯父健在，一旦周恩来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条件，他一定会像孝敬生父一样把伯父接到自己身边生活的。
尽管周恩来不到一周岁时就过继给十一叔周贻淦为子，但生父周劭纲对周恩来的慈爱是很深的，周恩来对生父是很孝敬的。周劭纲为人忠厚老实，曾学过师爷，但没学成，长期在湖北、天津与东北等地做文书之类的小职员，薪金很低。他对周恩来的学业、成长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关心的。
周恩来旅日期间，除四伯父之外，同生父的书信往来也是比较多的。日记中也常常记着生父来信和给生父回信的事，写着对生父的惦念。除夕之夜，周恩来先是惦念伯父，接着惦念生父，“干爹在北京，每月的薪水，仅仅的够用，皮衣是没有，吃也吃不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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