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文学革命”理论的形成和新诗写作的尝试
胡适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倡导了“文学革命”，而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也是在留美期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胡适为什么能够在留美期间提出“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环境的刺激和影响来说，有两个诱发点。
一是在美国的清华留学生监督处有一位名叫钟文鳌的书记(办事员)所散发的宣传品。钟氏乃基督教徒，受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影响很深，于是在按月向在美各大学学习的留美学生寄津贴费支票时，夹进去一些自己编印的诸如“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和“多种树，种树有益”一类的传单，想由此来做一点社会改革的宣传。起先胡适总是把这类传单扔掉，时间一长，更感到讨厌。有一次，当胡适再次收到“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的传单时，竟动了气，写了封短信去斥责他，大意谓：“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此信寄出后，胡适细细一想又为自己盛气凌人的态度而懊悔，由此还觉悟到：既然说钟文鳌不够资格讨论这个问题，那么自己作为够资格的人应该用点心思去研究这个问题。1915年8月26日，康奈尔大学留美中国学生会成立了“文学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胡适被选为文学股委员。为了准备年会的讨论，胡适与赵元任分别写了有关论文。胡适论文的题目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文章中，胡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谓：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文字；文言文是死的语言，白话文才是活的语言。这样，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萌芽了。由于认定白话文是活的语言，胡适稍后就进一步提出要用白话来写诗。接着，胡适又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例如：同年9月17日，他为送同学梅光迪去哈佛大学而作的一首白话诗中写道：“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二是受到自1911年前后兴起的“美国文艺复兴运动”(An American Renaissance)的影响。在“美国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也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名词，如“新妇女”、“新人文主义”、“新艺术”、“新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历史主义”、“新文学”、“新思想”和“新体诗”等。其中，1912—1918年间更是美国诗歌创作推陈出新的时期，如哈里特·门罗(Hairiet Monroe，又译“盂禄”)于1912年在芝加哥创刊了《诗·韵文杂志》(《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在美国诗歌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13年，该杂志发表了意象派(Imagistes)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著名论文《几个不》(《A Few Donts》)，该文提出了几个反传统的观点，包括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等。此后，“新体诗”在美国大量出现。这类诗的总特点是：从传统的模仿英国诗的“高雅派”的拘谨的句法中解放出来，开始使用乎淡易懂的口语韵文。用美国另一意象派诗人休姆(T.E.Hulme)的话来说，这些新诗“愉快、平淡、精细”，它们“不折不扣是文字上的镶嵌细工，每一个字都须十分确实”。另外，在美国的新诗运动中，人们对于中国古代诗歌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度形成了“中国热”。美国新诗运动的倡导者(包括庞德)有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是自由诗。由此出发，他们约定俗成般地用自由体来翻译中国古诗，而翻译的对象主要是语言艺术风格上属简朴、恬淡和清静一类的作品，并且在翻译时又几乎删去了原作中的全部典故。胡适对美国社会的一切都是崇拜的，他在留学期间恰逢美国新诗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凭其敏感，反省已不适应新时代和表现新思想的中国文言文和旧诗就极为自然了。
再从胡适“文学革命”理论主张的形成和尝试白话新诗写作的具体原因来看，也有主客观两个方面。
客观方面，主要是胡适的理论主张的萌芽曾受到同学的猛烈反对，而这更刺激他进一步研究问题，使自己的理论主张在形态上渐趋完善。诚如胡适后来所说：“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的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地]寻出一条光明的大道来。”事实的确如此。上面提到的胡适为梅光迪送行的那首白话诗，60行420字中，竟用了11个外文名词的音译。胡适的另一位也是不同意“文学革命”主张的同学任叔永见了此诗后，便把这些外文名词串缀起来，仿作了一首诗戏赠胡适：“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胡适理解此诗是在挖苦他的“文学革命”主张，便于同年9月20日用任叔永戏作的韵脚写了一首很庄重的答诗：“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皆人英。愿共戮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到1916年初，胡适与同学间又围绕着“要须作诗如作文”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梅光迪致函胡适：对于“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颇不以为然”，因为“诗文截然两途”。任叔永的信也竭力反对胡适的意见，认为胡适这一主张仅是强调“以‘文之文字’人诗”。针对朋友们的反驳，胡适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是年2月3日，他回信说：“今日文学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而已。今欲救此文胜之弊，宜从三事人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弊也。”胡适这里提出的三点，是他后来倡导的“八不主义”中最基本的几条。稍后，胡适根据进化论原理又悟出了一个道理：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在于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所以，欧洲各国文学革命以及中国文学史上的几番革命，就其根本点来说，是文字工具的革命。当胡适把这一见解告诉梅光迪时，梅竟然表示赞同，这使胡适喜出望外，便于同年4月5日以“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为题再次写下了自己的意见：“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之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而疑之厂在这里，胡适明确地用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了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命题。这些见解虽然粗糙了一些，但已经找到了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用白话新诗来代替旧体诗这一个“文学革命”的实际突破口，意义至为明显。同年4月13日，胡适写下了《沁园春·誓词》，其下阕为：“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腐臭，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一种为搞文学革命而当仁不让的气概、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开一代风气的抱负跃然纸上。4月17日，胡适在反复(5次)修改此诗时，又写下了几句话：“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这同胡适是年2月3日的信相比又增加了一些内容，其“八不主义”的主张至今已形成了5点。接下来，在该年6—7月间，胡适因外出开会，途中两次回到康奈尔大学小住，与任叔永、梅光迪等人又讨论文学革命问题。讨论之后，胡适将自己的理论又推进了一步，即更加强调白话文学的意义。他在日记中写道：“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所以也当“以白话文作文作诗作戏曲小说”。胡适还说：“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这样，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主张又同启蒙主义立场结合起来了。然而，胡适与同学间的争论还没有结束。同年7月8日，胡适和同学们去绮色佳凯约嘉湖划船游玩，事后任叔永做了一首四言诗《泛湖即事》并寄胡适，诗中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猜迷赌胜，载笑载言”句。胡适对“言”字颇有研究，见此诗句，即致函任叔永说：“诗中所用‘言’字‘载’字，皆系死字”，“载笑载言”“为三千年前之死句”。任叔永不服，回信反驳。梅光迪闻讯也为任叔永打抱不平，他致函胡适说：“夫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而“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一字意义之变迁，必经数十或数百年而后成，又须经文学大家承认之，而恒人始沿用之焉。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易乎？……总之，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这种语气和当年胡适写信斥钟文鳌十分相似。对此，胡适于7月22日写了一首打油诗答梅光迪，而且全诗皆用白话写成：“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梅光迪读罢，又来信讽刺说：“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任叔永也站在梅光迪一边，致信胡适说：“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梅、任认为白话文可以写小说，但不可作诗。就胡适的那首诗来说，孤立地看，当然是算不得诗，但是诗是否就不能用白话写呢？胡适却不服气，他致函任叔永说：“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而在吾辈实地试验。”胡适还声明：“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而决意“练习白话韵文”，“新辟一文学殖民地”。事实上也是这样，从该年8月起，胡适中断了与朋友间的争论，正式开始白话诗的写作。到8月23日，胡适就写下了著名的白话诗《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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