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心灵”的浮出水面：卫礼贤的“专业汉学”之路
从1885年加入同善会，到1899年在青岛驾鹤西去，花之安为同善会服务了14年。但他的主要成绩是在上海取得的。1898年，同善会趁德国将山东划为势力范围之机，开辟中国北方传教区。并派花之安北上青岛，意在开辟新的传教点，可惜花之安次年即重病身亡。1899年，又一位来自远方的青年踏上了东方的土地先，这就是同善会的新任传教士，年仅26岁的卫礼贤。作为花之安的继任者，卫礼贤不但承继了作为基督文明传播者的使命，同样也选择了成为中国心灵探索者的宿命。此时的传教士，不仅没有汤若望他们那代人的好运：能够接近上层（不仅是政治层面，也是文化层面），往来结交者都是文人学士决定了他们必然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他们甚至也没有花之安这代人的开拓之功，他们所面临的是另一种机遇与困境，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同胞也不理解他们：
许多在华的洋人只要不直接和他们有关系的都认为，这些传教士只是搞破坏，也只有对骗子来讲，他们才有吸引力，他们仅仅是将教徒们的原有文化传统进行掠夺，并没有赋予他们新的信仰，因此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些粗鲁无用的家伙，传教士的工作也是虚假的仁爱。
“虚假的仁爱”，卫礼贤知道这样的指责意味着什么。与花之安那代传教士凭借帝国的势力，可以将“基督幅音”四处传播不同，卫礼贤这代人面临的，是普遍的基督信仰危机问题，这既有传教士自身的“咎由自取”处，也与时代变迁与发展密切相关。近代中国从被动地“打开国门”，到主动地“走向世界”，其时已是20世纪初期了，中国正经历着自己的暴力革命以造共和、文化创新以求新民族的时代。
有论者谓：“就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现象而言，明显的事实是：西方人来中国，是当老师；中国人去西方，是当学生。一百年来，这个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原因是西人来教的，中国人去学的，不是西学，而是普遍之学；西学至今被视为普遍之学。”卫礼贤在中国，就是来当教师来了。他这样回忆与北京大学的关系：
在景山的附近，有一座官办大学，我在那里兼做教师．在同我的中国学生
一起时，大家经常在课间讨论一些有趣的话题，每当回忆起这些心中都充满了快乐。同时．这些学生大都非常积极主动地学习钻研。这所大学的外表并不十分独特，仅仅是暗红色的砖体建筑。在这所大学25年的历程中，已经成为中国公众生活的精神动力，没有任何别的大学能有相似的能力。这种力量使它自身感到生活在一种自由环境当中，而这种自由精神在社会和政治改革以及重塑中国人精神方面意义重大．但给教授们提的待遇却很微薄。由于财政困难，教师的工资经常拖欠，他们不得不在业余时间写作创收。讲座则充满了崇高的理想色彩，因而依然富有吸引力，每个学生都感到来这里学习是一种荣誉。
确实，北大在彼时的中国，仍是一个标准性的象征。作为传教士，卫礼贤1899年来华，直到1924年应法兰克福大学之聘，出任其荣誉讲座教授兼汉学系主任的职位，在中国居留达25年之久。故中国为其第二故乡，当无疑问。卫礼贤曾于1924年在北大做过一系列的学术报告，内容是关于老子、孔子和康德伦理学的比较。其思路则在于借此机会向听众介绍一点真正深刻的西方哲学，“因为这年从美国引进来的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实在令人可怕”。这一思路既与现代中国的背景有关，同时也离不开德国乃至欧洲在“一战”后所面临的思想危机。梁启超当年对西方是何等的推崇，但“一战”后游欧，归来作《欧游心影录》，复又回归国粹，确实是颇为深刻地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某些劣根性所在；但遗憾的是过犹不及，梁氏对西方文明的优点则未免有些“略而不论”了，这当然也不是清醒的态度。同样，作为“身在此山中”的卫礼贤，对西方文明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自我意识，他之拒实用主义，而论康德与老、孔，与其时杜威在华所受到的空前欢迎恐怕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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