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治国模式的确立
（一）治国以礼的开始
礼被确定为治国模式，始于西周的周公。“先君周公制周礼”，鉴于周初社会的动荡和复杂的形势，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幅员广大的新建国家，在继承“夏礼”、“殷礼”的基础上，着手将分散零乱的礼进行编排、修补和厘定，使之系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其基本精神是别尊卑、序贵贱，在区分等级差别的前提下纳天下于一统，在宗法政治基础上建立大一统王朝长治久安。
（二）“隆礼重法”
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竭力主张礼治，反对法家的“法治”。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耳且格”；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强调仁、义、礼、智四端，并将礼看成体现仁义、进而实现“王道”的重要途径。他们对礼的实际范围、礼的形式进行了改造，并没有改变礼的本身。荀子认为礼是治国安民之本，他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特别是荀子“隆礼重法”，将礼与法有机结合起来，实际上提出了“礼法一体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统治者、政治思想家均将礼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指导原则。《左传》云：“礼，王之大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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