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是公元前325年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调查结果写成的。这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也是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主要依据。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十分广泛，涉及了国家（城邦）的目的、起源、产生、衰败及保全的原因，政体的分类、变革和维持，理想城邦及其构建，公民的教育等。概括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和理论贡献有以下几点：（一）使政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开创政治学研究之先河。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对学科进行分类，他把各门学科按照知识的不同分为理论学科、实践学科和创制学科。其中政治学就属于他所谓的实践学科。在他看来，政治学是研究至善的学科，是一切学科中最高、最权威的学科，而那些研究战术、理财术、讲演术等的学科都隶属于政治学，都是为政治学服务的学科。政治学是其他学科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或者说人天生就要过城邦生活。人的向善本性，使得人不断追求善的生活。人参加各种层次的共同体，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对至善生活的追求。城邦是包含了一切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是生活的至善。政治学是研究城邦至善的学问。与之相对，伦理学则是研究个人至善的学问。要实现个人生活的至善离不开城邦，如果一个人离开了城邦还能生存的话，他要么是一个神祗，要么是一个野兽，总之，他很难像正常人那样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要高于伦理学，伦理学在本质上属于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划分、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使政治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因此他有了“政治学奠基者”的美誉。
（二）重经验研究方法，把神学束缚下的政治学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学。
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注重抽象思维和神话论证不同，主张“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更注重经验。他毕生的大量精力都放在了开创性的、贴近现实的研究工作上。他所收集的当时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资料，涵盖了这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试图理清各个城邦的发展历史，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最后找到它们兴衰成败的原因。
在本书第二卷中，他分析批判了柏拉图等人以及别的时期的前辈关于政体的思想，阐述了历代政体的兴衰得失，为他后来关于政治的各种精辟观点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他首次在政治学领域突破神学观念的束缚，坚持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求国家产生的原因，第一次把匍匐在神学和哲学框架下的政治学转变为人的政治学，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先河。他在《雅典政制》以及本书中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对后来的政治学者，比如声名赫赫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布丹和孟德斯鸠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提出了理想的政体模式——中产阶级占主体的共和制。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日益没落，社会混乱，贵族和平民、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社会动荡和混乱均起于非正义，而非正义就是不公道、不平等。在本来应该平等的公民之间如产生了不平等，必然导致不满，产生斗争。富人掌权的寡头政权，以压迫穷人为能事；而如果贫民掌权，他们也会不择手段地排挤富人。他认为，要想调和这种矛盾，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有一套适宜的政治理论。在他看来，这个理论就是中庸之道。这就需要找到一个能在穷人阶层和富人阶层之间起居间掣肘作用的力量，即中产阶级。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能包含较多因素的”“完善政体”，即共和政体（或称“立宪政体”、“混合政体”）。总之，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中庸之道”。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中庸则是美德的特征。”善德就在于行中庸之道，过度和不及就会导致恶行。他认为这种善恶标准也同样适用于政体。
他还指出：“凡离中庸之道（即最好的形式）愈远的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
理想政体之所以理想，就在于这种政体的主体一一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中庸的化身的中产阶级，能顺从理性而不走极端，能保持共和政体的“中间形式”和“中间性格”。总而言之，他的政治主张是兼容贫富，平衡“ 质”和“量”。既主张考虑自由出身、财富和门第，又坚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
根据中庸之道，他提出“国家有调和阶级矛盾的职能和责任”的思想，即“一切政治组织总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相合成”。统治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所谓专制统治，即主奴统治；另一种是以被统治者利益为基础的“自由人统治”。他赞成后一种统治而反对前一种统治。因为城邦是自由人组成的平等的、符合正义的社会组织，所以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应该“轮番为治”。亚里士多德坚持要把中产阶级当作组建共和政体的依靠力量。因为，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容易引起别人的觊觎。他们过着无忧无惧的平安生活，易具中庸美德，适于作贫富两级间的仲裁者。
这样，就可以减少城邦内的竞争和内讧。
（四）主张通过公民教育和培养实现城邦生活的完善与和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三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善良，即本性、习惯和理性。本性毫无疑问是首要的。也就是说，他首先必须是人而不是动物。
动物主要靠自然本性生活，很少受习惯的影响，而人的生活除了受本性的影响，还要受习惯和理性的影响。习惯和理性是人所独有的。本性、习惯、理性三者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特别是当理性能够统御本性和习惯的时候，人才可以过上至善的生活。而对于最优良的城邦而言，公民的善和城邦的善是一致的。所以最优良城邦中的立法者可以通过立法和教育，来培养或培训公民的德性，使公民灵魂的这三个组成部分达到和谐一致。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对城邦的少年儿童进行教育。
在本书中，亚里士多德关注了公民教育的方方面面，包括婚配、生育、儿童教育的科目设置、教育阶段的划分、如何度过闲暇生活等（他对闲暇生活的见解时至今日都耐人寻味）。在他看来，和平是战争的目的，闲暇是劳动的目的，勇敢和坚韧适用于劳作之时，智慧适用于闲暇之时，要在闲暇时培养自己的德性。优良城邦中的好公民应当既勤劳勇敢又善于追求闲暇，要在闲暇中追求那种不以实用为目的的高尚行为。而对于这些重要的道理，公民要通过接受教育，使自己在儿童时期就明白。
以上只是概括了亚里士多德的这本经典著述的几个方面的贡献和主张，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关于国家和政治的真知灼见远不限于此。例如，他的人的政治本质思想、政体分类思想、政体变革思想等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政治生活以及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同的读者会对他的观点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对于有志于研究政治理论或实践的人而言，回避或忽略亚里士多德以及他的《政治学》都是不明智的。
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亚里士多德作为奴隶社会的思想家，他的生活和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他在《政治学》中表露出的思想观点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从抽象人性论出发，得出了赤裸裸的“有的人天生就是奴隶”这样的结论。对此，我们既不能以今天的视角去苛求前人，也不能不加辨别地全盘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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