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什么是现代性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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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一词在人文科学中的频繁使用，与其理论上的易变性不可同日言语。长期以来被十分关注精确定义的许多学者如此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会处在一种千疮百孔的状态之中？然而，与预期的相反——尽管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来不合情理——但仍应避免在第一时间把过于精确的限制给予一个定义。之所以现代性不适合于一种包罗万象的定义，是因为它的分析用法正是源于其概念的不精确，源于它解释在许多学科中的大量杂乱现象的能力，以及源于同样为数不少的论战。
然而，在其最频繁的用法中，现代性通常不指别的东西，而是指当代社会和目前时代。对目前时代和当代社会的提问是现代性的最小公分母。现代性始终是一种充满不安，面对现实的关系方式，这足以表明这种提问在何种程度上与一种历史性质的提问是不可分离的。但是，现代性不能归结为现时，现代性不是单纯地希望了解世界是什么，或作为眼下的现在；更确切地说，现代性是寻求对一种不安的答案。为什么今天不再像昨天那样？在这种探索中，现实性的观念经历了两种巨大变化。一方面，现实成为对抗过去和过去权威的价值的最后和最高源泉，不管现代人创造一个仅仅与本身有关系的现在的要求是多么基本，对这种要求的意识仍然不断地在一种与过去的艰难关系中形成。另一方面，现实性暗暗地表明它与唯一的现在的距离，强调当代人的非当代性。因此，现代的现实性标志着与一种历史过去的单纯观念决裂，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态度，一种存在方式和观察世界的方式的结果。真正地说，现代性的意识仅仅源于这种双重运动，如同属于一个特殊时代的意识，如同把一种意义给予一个处在最初不安中的世界的愿望。
不过，只有当个体的经验被动摇，其社会行为的一系列不安贯穿，或被认为贯穿的时候，这种思考才具有丰富的意义。如果我们无视这个方面，那么就不可能对现代性有正确的理解。社会学创造和重新创造处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的观念，以便把意识给予社会实践或历史变化，但始终不能安慰社会学得以描述现代世界的根本性不安的意识。虽然不可能完全到达目的，但思考仍竭尽全力来调和两种设想：一方面，希望构造社会现实的稳定模型和在现实中或多或少起着直接作用的因素，这是一种以显现真正观念的能力为前提的探索；另一方面，在经验上意识到不稳定的社会处境，因为在各种失望笼罩下，世界始终只能被根据或多或少巨大的和难以克服的差异和学者所能进行的解释被感知。现代性社会学起源于这种双重运动：一致的整体描述的构造，以及对这些描述与现实的差异的直接意识。这些失调的各种表现形式源于学者关于当前现实的直接经验。现代性社会学是对这些差异的历史意识。
不同的描述都试图解释在某个时期，在过去和当前世界之间形成的根本性断裂。描述不是无止境的，但描述的多样性应充分地得到保证，以便我们能重建叙述的一般原动力。叙述在于编排情节，在这个框架中，一个开创性事件（法国大革命，工业化的开端，国家—民族的历史巩固，教会财产的国有化……）被认为能解释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断裂。在最初，往往是单一事件的叙述，只是到了后来，才可能有更复杂的多重事件的叙述，它们能把模型间距（distance matricielle）当作各种事件或多或少偶然的或结构性的演变关系的结果。然而，在社会学以它的历史意识所构造的精神产物中，事件或诸事件的作用是十分相似的：同时描述和解释在现代社会和过去之间的界限。但是，对现代社会的社会学意识并不像求助于对一种完全不同的个体与世界关系的特殊看法那样求助于社会结构、新的实践和观念。不管这种意识的实际历史创新是什么，这种意识仍明确地支配对现代世界本义上的现代思考。
如同这种意识的起源，我们用一个唯一的分析模型来解释这种现在与过去的距离。当然，无论如何，问题始终在于与被当作一个和谐形式的整体的分裂，但是，仍然在这一点上，根据人们所强调的在词语和事物，文化和社会，个体和世界，客观立场和主观方面……之间的统一性的破裂，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现代性社会学的奠基性叙述中，这种破裂在分析上始终是通过三个阶段完成的。首先，通过行动者在破灭的期望和现实之间感受到的距离。然后，通过一个动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行动者体验到与自己的习惯不同的处境，但也意识到面对其他的经验，因为这些实践打破了日常生活的信念。最后，距离缩小了，至少在理性的层次上，编排者在叙述中能解释这种实际经验，并把它放入一种能在根本上降低其外邦人身份的解释性结构中。
现代性是这些距离的历史意识，是冒险和焦虑，以及它们所导致的双重困惑的原因。但是，这种双重的困惑不可能完全消除。现代外邦人身份的最初体验及其历史意识，即使能转变为实践的和理论的事实，也决不能产生一种完全熟悉的期望。因此，现代性社会学既起源于对这种现在和过去之间距离的意识，也起源于重新考察这种距离的形式的必然性。在社会学看来，不可能真正地消除这种距离，至多只能部分地和暂时地缩小这种距离。
对现代性与之前的东西之间距离的历史意识，只能在想象中和通过社会学家显现出来，因为社会学家知道现代性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谐世界的共同体的观念。共同体——谁还能怀疑？——不曾存在过，但它在理性的层次上能解释个体的独创性体验，也就是世界在其脚下塌陷的感受。现代性的历史意识在过去世界的秩序已不复存在、未来的秩序还没有形成的地方产生。但是，在社会学特有的历史意识的结构中，两个因素——消亡的因素和再生的因素——通常是并存的，这两个主题联系于构成现代性的遗忘和再发现的所有运动。每一位社会学家都以为在自己的社会中看到现代性的一种新形态和个体的新形象的出现，这足以表明任何一种现代性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与过去的断裂感的历史意识不可分离的。当然，长期以来，在关于现代性的历史描述动摇了社会学，确立了在现代性之后的另一种现代性观念之前，社会学比其他学科更多地把现代性联系于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即工业社会。正如以前在其他文化领域中，社会学中的现代性意识也发展到“仅仅在与本身对立时才最终得到确定”。现实性，任何一种现实性，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超越，然后成为一种古典主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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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任何一种社会学都能被分析为分离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把统一性给予分离的东西的理性努力，同时也都能被分析为实际上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痛苦意识。在这种愿望之外，没有现代性社会学。长期以来，人们能议论其理性起源，但人们能在其象征性效率的可能社会基础方面轻而易举地达成共识。现代性社会学从一种历史意识形式的危机出发，用这种危机的历史意识的形式描绘各种现代社会的可接受版本。这就是现代社会具有的不可抗拒的诱惑。任何一个转变时期都以一种断裂和连续性的破坏为特征，因此，在转变时期的思维特点都是试图把已经开始分离的东西维系在一起（通常求助于过去）。社会学把现代性理解为无止境的转变时期，能使我们理解与过去相反的现在，与传统相反的变化，以及正如哈罗德·罗森堡深刻感受到本世纪末的，能使我们建立“新传统”的一种形式。
为了理解这种态度，“危机”一词在许多方面适合于一种描述的观点，但如果人们采取一种分析的观点，那么它在深层次上是不充分的。社会学考察和建立它的历史，始终拒绝把它通常被认为是其结果的基本断裂给予现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危机的概念是准确的，因为这个概念能解释世界断裂的这种多重混乱感，但是，这个概念不足以显现有关回答的多样性特点。归根结底，使人感到惊讶的并不是与世界的这种距离感，而是社会学家面对这种最初的距离经常表现出来的惊讶。在人生的一个时期或另一个时期，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处在旧事物和新事物交织在一起的间隙中。完全有必要确定这些最终的界限和断裂：各种各样的政治革命，工业革命的努力，极权主义的出现，工业社会的真正巩固和解体，新的技术革命的到来，信息社会的形成，最后，后……和新……的所有可能说法。惟有断裂的历史意识（尽管在这种感受的持续性方面，它反映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历史盲目）是不变的。
因此，在社会学家的研究中，现代性特有的不确定性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社会学的唯一特殊性也许源于它在知识世界中的位置。与艺术家不同，社会学家不认为自己具备一种独特的风格，以便把世界描绘为一个属于个人的世界的纯粹创造；与哲学家不同，社会学家不认为自己应致力于把世界描绘为一个按照超越局部的社会介入感的愿望（事实上，意图）而建立的整体。之所以社会学只有当摆脱这两种知识愿望才能真正地被建立，是因为这些愿望的阴影能使人理解其学科的同情，其特殊敏感性的特点。不存在现代社会学的同情，但是，确确实实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同情，它在一个唯一的和同样的运动中描述和构造处在对现代性的依恋和充满对传统思念的焦虑的十字路口的社会学。社会学所产生的许多思考，也许是最有力量的思考，就源于这种矛盾感。
因此，现代性通常带有一种原始的两重性，一方面 ，依靠进步、理性、启蒙运动的力量；另一方面，依靠浪漫主义、批判、文化拒绝的力量。在现代性之内被循环再发现的这种运动，是个体带着一种令人惊讶的新鲜感，在一种深层次的情感连续性中理解他们与世界的关系的方式。
如果这种两重性已经在社会学的历史构成中定位，而社会学至少在某种欧洲传统中极大地受惠于19世纪的保守环境，那么它就成为社会学的明显特征之一。尽管在社会学中充斥着各种怀旧的感情，但社会学很少致力于考察现代性本身，社会学几乎不发动一种彻底的反省批判。同样，社会学特有的同情阻止社会学过分地追捧现代性，在这种追捧中，当进步取代最后的真理，并且所有的运动和危机最终成为一种再度降临的历史必然阶段，思想就真正地等同于世界的运动。社会学的同情只不过是处理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分离的办法，这两种态度无时不在和无所不在，除非遇到使其知识的同一性丧失，割裂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态度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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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一部社会学的历史，有多种方式，正如描述学科的各个分支，也有各种方式。 但是，除了主题的多样性或方法论的不同，甚至除了作为其基础的哲学假设，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潮，我们相信能发现重要的直觉，因为经过学者的想象和每次的重新推敲，这些直觉能构成社会学分析现代性的方式。之所以“模型”一词在我们看来是最贴切的，是因为它能使我们理解社会学思考的连续性，也能使我们重视这种最初的直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所起的积极作用，当这些学者重新解释现代性，以便试图回答他们时代的历史和社会变化的时候。
之所以我们选择按照学者们的著作来介绍这些模型，是因为沃尔夫·勒佩尼在社会学的科学要求和它的文学使命之间指出的构成性紧张之外， 社会学在其模型的表达中首先是一部著作的最完美产物。当然，这样的著作远不是属于个人的，它被纳入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及其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体系、学派和学说中。当然，一部社会学史与对研究手段和作者运用的方法的看法是不可分离的。但是，在我们看来，问题在于理解何种现代性的观点在每一位学者的著作起着作用。本书是一部现代性社会学史，旨在系统地描述这些模型的轮廓和微小变化。
自孔德以来，尽管实证主义受到了批判，但描述一门学科的历史的累进方式仍然在于从一个唯一的点出发，以便组织各种知识。 但是，这种一致性不符合作者的实际研究，因为作者的研究过程，如果有一种研究过程的话，显然不是合乎逻辑的，不遵循一种恒定的累进的。一部著作的一致性也不是来自一种中心的直觉，即从无到有的真正原因，同样不是来自在整个一生中的一种思想。它来自每一位学者试图通过想象来填补或改进位于一个模型的中心的空隙或缺陷的方式。在这种一致性中，学者的存在态度——尽管这个用语有点含糊——是十分重要的，不管学者自己通常说了什么，不管他们花费了多少分析努力。社会学并不局限于知识的累进（尽管知识累进的性质始终有理由成为讨论的对象），但社会学是一种社会哲学的形式，旨在极力防止现代性造成的间隔。
然而，应该避免背景主义概念的短处，因为这种概念最终流于用背景来解释一部著作的肤浅做法。社会学家雄心勃勃，尤其是因为他们通常忘记他们所处理的东西是在一种制度史和一种思想史之内产生的关于现实的历史描述，具有特定作用的东西不可能局限于原因、策略领域或其他的外在作用决定论的研究。
模型的概念旨在回避这些风险。首先，它强调社会学观点在整个世纪中的内在连续性：对现代性错觉本身的治疗态度始终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保持自信。其次，只有它能解释模型在何种程度上紧密联系于一种历史过程，一种态度和一种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始终力求独立于态度，而态度始终以为源于分析。最后，它尤其能使我们重视想象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在社会学研究中，尽管社会学理论要回答的社会问题是尖锐的，但社会学理论远没有始终具有假定的或期望的明确性。社会学通常也是一种反作用。因此，问题不在于把著作的实际多样性归结为几种具体化的模型，而是在于在分析之后既强调模型的相对稳定，也强调模型的相对变化。
但是，问题也在于摆脱社会学思想史的直线或循环概念。在社会学思想史中，既没有连续的前进，也没有永久的倒退。每一个模型都通过一系列向心移动起着作用，其中，扩张和收缩的双重运动能以形象的方式解释知识的进程。因此，同时理解直觉的连续性和在同一个模型中的各种断裂是可能的；按照演变关系撰写一部思想史的决裂也是可能的，因为在这样的思想史中，问题最终仅仅在于把一位学者或一个学派放到系谱树中。模型的不断修补能防止社会学走入歧途。正如我们将试图指出的，在社会中，演变关系经过了多种断裂。正是通过这些纵向的、可变的、按照一个唯一模型的运动，产生现代性社会学思想的运动最清楚地显现出来。
模型不及一个范型，但超过一个基本概念，并且不同于一个学派。之所以不及一个范型，是因为模型没有逻辑的可靠性，不能提出解释的认识论框架，最终说来，至少没有可反驳的证据。之所以超过一个基本概念，是因为在洛夫乔伊之后，问题不仅仅在于分离存在于各种体系中的构成因素，而是也在于指出大的框架，各种不同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的各种背景。之所以不同于按照学派写成的一部历史，而学派的连续性可能是社会学的特殊性之一，是因为历史的描述旨在得出几种不同、甚至不可相互还原的大模型，历史描述的连续性通常沿着进化论的道路。在整个20世纪，模型不止一次地没有理论的可通约性，而我们却能在一位学者的著作中指出模型的类同和交织。属于同一个学派中的一些学者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不同的模型中。如果这种态度不忽视民族传统的重要性（例如，我们能指出在一个模型和一个民族框架之间历史地紧密联系的存在），那么这种态度一开始就能把这些传统纳入一个更大的知识空间里，并强调指出社会学方法的矛盾，因为社会学方法始终深深地扎根在一个国家—民族的范围内，服从倾向于强调思考的超民族维度的一种世界使命。
因此，模型与其意味着在认识论方面一致的一种学说或一个模型，还不如意味着现代性理论建立和描述的一个空间。模型远不能精确地规定与某些概念，甚至与某些研究方法论的一致。模型首先旨在对或多或少重要的一些要求给出一个回答，把社会生活的混杂或未定型的描述转变为力图符合科学的一致性，并能把一种意义给予人在现代性中的定位的形象或模型。一个社会学模型既关心描述一种本义上的科学论说的可理解性范围，也致力于处理这种要求，如果不是说更关心的话。这足以解释模型的开放性，其可能的一致性，即不可通约性概念的最值得争议的特性；但这也部分地足以解释一个模型最终对于另一个模型的优越性，以及一位学者尽管其愿望一般是求大同，但主要仍根据一个唯一的中心观点来解释现代性。
在这种思考中，一些重要的学者必然被排除在外，而不一定具有社会学家身份的一些学者却被包含在内。这种选择尽管可能被认为是武断的，但我们主要根据这些学者与在一个模型中心的概念化的变化所保持的关系，以及根据最低限度的年代，把学者分段安置在或多或少固定的时代中，以便为每一个模型提供符合各个历史时期的描述。勾勒一个理论模型的历史的统一性原则与理论模型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多样性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按照学者对现代性的最初描述，在学者之间进行比较是可能的，那么许多差异，甚至巨大的差异，就能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学者的社会行动或社会理论的概念中）被定位。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加区分地谈论了现代性。但是，本书仅限于讨论20世纪。我们不想贬低上一个世纪的重要贡献，然而，现代性的社会学模型的真正产生是在20世纪，至多是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确切地说，现象显然是多样性的，当雅克·勒戈夫把20世纪描述为文化领域（艺术，历史，科学）的现代性的思考优先转向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经济，政治，日常生活，精神状态）的时代时，他是有道理的。在20世纪，现代性与社会生活的思考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学的视野成为学者对社会的或多或少自发的认识的基本因素之一。
如果我们必须绝对地选择一个交替时期，以便描述现代性的纯粹社会学模型的或多或少已形成的结构，那么我们也显然必须包括1890—1920的时代。我们始终依靠这些年代的直觉。无论如何，鉴于社会学在整个二十世纪中的成就，我们能肯定，尽管未来的历史修正是必然的，但人们能在迪尔凯姆、韦伯、齐美尔那里找到最完备的最初表达形式。这种可能有点武断的选择只有通过以后的分析才能被接受，但是，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强调指出，要找到这些模型的前件是容易的，正如雷蒙·阿隆仅仅为了援引一个例子，用韦伯的理性化在孔德和马克思那里找到了一些前例。
此外，我们局限于西方思想中的现代性研究。属于20世纪的现代性的社会学想象本质上是在一个学术界——欧洲和美国的学术界中，在许多人看来根据同样的模型进行的。我们并不忽视这种选择可能具有的局限性，尤其是因为人们不久以前称之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设及到社会学家把各种现代社会当作本身都可设想为“中心社会”的描述；再者，对这些社会，特别是对现代化的各种可能道路做出的解释，最终扩大和动摇了一种过于狭窄的现代性概念。但是，问题更多地在于创造性适应和批判性修正的研究，而不是在于可能完全不同的解释框架概念的研究。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然而，预测我们的现代性概念在将来会发生何种变化，则为时过早；新的模型的出现是非常可能的，它们将考虑其他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或不同种类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所研究的现代个体通常是没有性别的个体，被限定在他自己的领域里。 4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的每一个部分专门讨论现代性的一个模型。谨慎的描述始终是相同的。首先，我们简单地介绍构成现代性特有的问题的主轴，其中，现代性是通过一个模型被再加工的，然后，系统地阐述主要的有关学者，最后，连续的各个章节实际上旨在讨论学者的解释。
在不同的章节里，我们已经考虑到一些简单的原则，以便能在每一章里分三个阶段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决定介绍著作，以便使不太精通社会学的读者理解一种思想的发展。然后，我们在第二时间尝试通过被选定的学者介绍一种模型的知识变化。如果被断章取义，那么著作不能在一种历史中被解读。通过著作的重新解释和修正，由一个模型的演变所得出的历史形式最终，也仅仅最终显现出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在一个模型中的位置并不一定以思想的发展或进展为前提。相反，它始终表示一种新的事物，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批判的变化，一种被遗忘的东西的再现，一种直觉的普遍化，一个模型的彻底化，一种描述的扭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所有篇章都旨在证实这个论点：在整个20世纪中，现代性特有的某种距离观点持续存在。总之，正是在这个观点中，在想象和回答这个观点的方式中，社会学的多样性和现代性的统一性之间的界限最有可能被揭示出来。遵循这些不同阶段的解读要求决定了各种章节的独立逻辑联系。因此，尽管计划的最终可理解性只有根据被介绍著作的整体性才能被估算出来，但一种独立的解读仍然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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