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 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县(今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艾、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数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主要论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沦文集》、《印度占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天竺心影》等；主要翻译作品：《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并撰写过《留德十年》等传记作品及《赋得永久的悔》等散文集。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等。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并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佛教在印度的形成及发展状况，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及语言问题，佛教传入中国及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印在佛教方面的相互学习和彼此交流。本书系统收录了季先生研究佛教文化交流的成果。本书供佛教、文史爱好者阅读参考。

    为了求得生存，初期的译经大师，如安世高、康僧会之流，都乞灵于咒法神通之力，以求得震动人主和人民的视听，一直到晋代的佛图澄（公元310年至洛阳）还借此为弘教手段。不管这些和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套神通咒法，反正他们不能不这样做。《梁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中多次提到佛图澄的神异，说得活龙活现，神乎其神。“（石勒）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因而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从这一个小例子中可见一斑。
    从三国开始一直到魏晋时代，佛教又附属于玄学。玄学是儒家封建伦理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在当时是为门阀土族地主阶级服务的。佛教依附上玄学，不但有能力存在下去，而且还能得到发展。玄学讲什么《周易》、《老》、《庄》，讲什么道。有人就用这个道同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相比附，牵强附会当然难免。然而佛教教义却因而得到承认与发展。
    从佛教本身的教义的输入和发展来看，最初传到中国来的是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和禅定。这同佛教在印度本土发展的历史是相适应的。在印度是先有小乘，到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才开始有大乘思想的萌芽。又到了公元后1世纪，中观派的理论，所谓空宗（创始者为龙树）才开始产生。佛教小乘有些部派多少还有一点唯物主义的因素。大乘佛教则完全继承了奥义书的唯心主义，只不过是使这种唯心主义更细致化，更系统化而已。最早的《四十二章经》是否是印度佛经的译本，还是个问题。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到中国来译经的安世高译出了三十余部经，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和禅观的理论。
    同安世高同时来洛阳译经的，以支娄迦谶为最有名。他译的经多半属于大乘中观派，所谓空宗的经典。比如《道行般若经》就属于这一宗。同时稍晚一点支谦译的《大明度经》就是同一部经。朱士行西行求法，求的也是大品般若，结果在大乘盛行的于阗得到梵文《放光般若经》。这就说明，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印度佛教大乘的中观派理论已经传人中国。但是，这种学说并没有立刻引起注意，当然更谈不到广泛流行。时隔一百五十多年，直到魏晋以后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引起注意。原因在哪里呢？这同我们谈到的佛教自附于玄学，是分不开的。当时的佛教理论家并没有完全忠实地按照印度空宗的理论去理解它，而是杂糅了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也讲什么“以无为本”，与老庄相混淆。
  晋代的高僧道安（公元312～385年），虽然曾说过，“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实际上却并没能脱出“格义”的框框。他的弟子很多都读儒书或老庄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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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
浮屠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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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与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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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
佛教的倒流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我和佛教研究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