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男性通常对他们的妻子分配资源的能力充满信心。但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已婚女性在临终之前却很少对丈夫表现出同样的信任。实际上，当女性在遗嘱中提到丈夫时，往往会有一些限制条件存在。比如，在上述研究中，6名女性有意地在遗嘱中将丈夫排除在受益人的行列之外，因为她们曾经遭到丈夫的抛弃（“我有足够的理由”），或者丈夫曾经“行为不端”。而在另一个事例中，一名女性这样写道，“只要他的丈夫一直独身”，她的全部财产就归她丈夫所有（Judge,1995,p.307）。我们很难从这些数据和引用的文字中作出什么直接的推断，但是下面这种推测似乎还比较合情合理。众所周知，老年男性比老年女性再婚的可能性要高得多（Buss,1994b）。所以，丧偶的男性可以利用前妻留下的资源去吸引新的配偶，甚至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倘若真是如此，那么前妻留下的资源就无法全部投资在她的子女身上，因为她丈夫还要将部分资源分给和她完全无关的其他亲属。相反，老年女性很少再婚，而且大多数都已经过了生育年龄，所以再生育的可能性也极为低下。正因为此，丈夫们才对他们寡居的妻子充满信心，相信她们会把留下的资源都用在他们共有的孩子身上。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那它就意味着，人类的择偶心理对人类的行为存在非常广泛的影响。即便在对未亡人的“信任”和“信心”上。人类的择偶心理也产生了明显的性別效应——女性将较少的资源留给丈夫，而男性却将较多的资源留给妻子。最近在德国进行的两项研究为上述解释提供了支持（Bossong,2001）。研究者挑选了不同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进行实验，被试的任务是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医生告诉他（她），他（她）已经身患绝症，所以必须写下遗嘱，将其财产分给他（她）的孩子和配偶。与早期研究结果相同的是，女性倾向于将财产直接留给她们的孩子，而男性则倾向于将财产留给在世的配偶。但是对男性而言，在世配偶的年龄会发挥重大的作用。如果在世的配偶年事已高，而且过了生育年龄，那么男性倾向于将大部分遗产留给他们的妻子，因为他们相信妻子会把资源分配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但是，倘若在世的配偶年纪轻轻，很有可能再婚，并且和其他男人生儿育女，此时的男性则不会把遗产留给配偶，而是直接留给他们的孩子。总之，上面的三个假设都得到了实际证据的支持。遗传亲属得到的遗产比非亲属人员多。近亲得到的遗产比远亲多。直系后代（主要是子女）得到的遗产比旁系亲属（比如兄弟姐妹）多。如果说正式的遗嘱也只是近代的产物，那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些研究发现呢？显然，我们无需假设存在一种“立遗嘱的心理机制”，因为遗嘱的存在时间太短了，以至于它根本不可能成为我们心理适应器的进化环境中所反复出现的特征。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人类已经进化了资源分配的心理机制，而遗传相关度则是影响资源分配的决策规则的关键因素。另外，这些涉及资源分配的心理机制能够对现代的资源——即一生中慢慢积累的、在遗嘱中进行分配的有形资产——进行操作。更一般地来说，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内含适应性所带来的选择压力已经在我们人类身上塑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心理机制。祖父母的投资大家庭已经在上个世纪慢慢消失了，与日俱增的人口流动使得家庭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尽管这种现象偏离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大家庭背景，但是祖父母和孙子之间的关系仍然保有非常重要的地位（Euler&Weitzel,1996）。由于当今的西方媒体处处都鼓励年轻，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成为祖父母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你行将老去。但是，实际情况则完全相反。祖父母的角色让人们感到骄傲、高兴和深深的满足感（Fisher,1983）。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的长辈自豪地炫耀他们孙子的照片和大事记，我们却不得不忍受这些冗长的英勇事迹和辉煌成就。但是，在祖父母和孙子的亲近程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有的祖孙之间温情脉脉，经常联系，而且祖父母在孙子身上作出了巨大的投资。而有的祖孙之间则比较疏远，很少联系，而且投资也是寥寥无几。最近，进化心理学家已经开始探讨祖父母在投资方面的巨大差异——即这个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所对应的主基因座（primelocus），因为孙子代表了祖父母的基因延续的主要载体。理论上来讲，祖孙之间的遗传相关度是0.25。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形成有关祖父母投资差异的假设，那我们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呢？回忆一下前面屡次提到过的性別差异：男性面临父亲身份不确定的适应性问题，而女性的母亲身份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一点用在祖父母身上同样合适，不过需要对理论进行特殊的转换：我们考察的是两代子孙，所以从祖父的角度看来，祖孙之间的遗传关系存在两层疑虑（DeKay,1995）。首先，他可能并不是他儿子或女儿的亲生父亲。其次，他儿子未必一定是他孙子的亲生父亲。这种双重打击使得祖父和孙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在所有的祖孙关系中最具不确定性。在血缘关系确定[生的另一个极端，是女性和她的外孙。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她的外孙身上必然携带着她的基因拷贝（记住，她不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她是她女儿的妈妈，而她女儿又必定是她外孙的妈妈。总之，从内含适应性理论中得出的理论假设是非常清楚的：从孙子的角度看来，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外婆应该投资最多，而爷爷应该投资最少。那么另外两种祖父母——外公和奶奶——的投资又会是怎样的呢？在这两种情况中，祖辈和孙辈之间的遗传关系总是要发生一次不确定性。对于外公而言，他并不确定他就是女儿的亲生父亲。而对于奶奶而言，她的孙子并不一定和她存在遗传关系，因为她的儿子很可能被人带了绿帽子——也就是说，她的孙子有可能是她的儿媳妇和其他的男人所生。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外公和奶奶的投资应该介于最确定的遗传关系（外婆）和最不确定的遗传关系（爷爷）之间。一个人在孙子身上的投资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有的是行为上的，而有的则是心理上的。在讨论行为层面的投资时，我们可以考察他（她）与孙子的联系频率、实际投资的资源、抚养的准备工作，以及愿意付出的财产。而对于心理层面的投资，我们则可以考察祖孙之间的亲近程度、祖父母在孙子死去后的悲痛程度，以及祖父母是否愿意作出各种牺牲。“祖父母的投资差异”假设预测，心理上的和行为上的投资都应该与祖孙之间遗传确定性程度相一致。也就是说，外婆投资最多，爷爷投资最少，而外公和奶奶则居中。分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项独立研究，已经对这个祖父母的投资差异假设进行了检验。在美国的背景中，进化心理学家ToddDeKay（1995）对12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研究。每个学生都要完成一个问卷，填写个人成长背景的有关信息，还要在下面的维度上对4个祖父母进行评价：祖父母和自己在外貌上的相似性、祖父母和自己在人格上的相似性、成长过程中与祖父母的相处时间、从祖父母那里获得的知识、从祖父母那里收到的礼物，以及与祖父母在感情上的亲近程度。研究结果见图8.3。最左边的条形图表示被试与每一个祖父母在情感上的亲近程度。很明显，参与者认为最亲近的是外婆，而最疏远的则是爷爷。在相处时间和收到的礼物这两个变量上，研究者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唯一例外的是被试获得知识的来源。尽管与上述预测一致的是，被试从爷爷那里获得的知识最少，但是从外公和外婆那里获得的知识却平分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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