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有一种倾向认为，一个人若在道德义务中找到了先验事实即属于“事物本身”范畴的客观实体，那么他往往比那些相信道德义务完全是主观性的、只存在于人类意识之中的人更顺从于道德义务。然而，无论一个人在“实体论”这点上持何种立场，真正使他受到驱使的力量无疑是他自身的主观情感，并且驱使力量的大小无疑由情感程度来决定。没有人相信义务为客观实体胜过相信上帝是客观实体。而即便是对上帝的信仰，除去对实际奖惩的期望，也唯有通过相应的主观宗教情感才能作用于行为。约束力，只要是公正的，就必然始终存在于人类的心灵之中，而先验派伦理学家的观点无非是认为约束力只有被相信扎根于心灵之后才存在其中。如果一个人能够扪心自问，是什么在约束我？是什么被称为“我的良心”？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我内心的某种情感。于是他便可能得出结论：情感消失时，义务也随之消失了。当他觉得这种情感给他带来了不利，他或许就开始忽略它，然后想方设法除去它。然而，这样的危险难道仅限于功利主义道德么？那种认为道德义务能够栖息于心灵之外的观点是否就能使道德义务感变得不可撼动？至少到目前为止，事实是否定的，所有道德学家都承认这一点，并且为普遍的心灵麻木感到扼腕痛惜，因为那会使良心受到压抑甚至窒息。“我需要听从我的良心吗？”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功利论者们在扪心自问，许多从未听说过功利原理的人也常常会发出如此的疑问。而那些缺乏基于良心之上情感的人是不可能问这个问题的，如果说他们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也不是因为他们信奉先验论，而是因为外在的约束力。对于义务感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培养的，本书没有必要在这里下定论。倘若义务感是先天性的，那么它天生依附于何种目标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当下这种学说在哲学上的支持者们同意人直觉感知的是道德的原理而非细节。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真有什么天生的东西，那么我实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来反对义务感天生关注的是他人的喜怒哀乐这一思想。如果说有什么道德原理凭人的直觉就知道是义不容辞的，那么我说这样的原理必定是促进普遍幸福。倘若事实如此，那么直觉派伦理与功利主义就是一致的，相互之间无须再争论不休。而实际上，直觉派伦理学者尽管认为还存在其他直觉上的道德义务，但确实业已承认上述原理乃其中之一。因为他们一致同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我们同类利益的考虑。所以，如果说信奉道德义务源于先天这种信仰能够赋予内在约束力任何额外效力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功利原理已经是受益者。相反，倘若道德感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那么也并不会因此而有损于道德感的自然性。说话、思考、耕地、筑城，对于人类而言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尽管这些都是后天获得的能力。道德感并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察觉到它的存在，从这个意义讲它确实不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只是很不幸，那些一意孤行相信道德感源于先验的人对它是人的本性体现深信不疑。就像上述后天获得的能力一样，道德能力与其说是人本性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人本性的自然产物——如同其他能力一样，逐步地自然成长，并且通过培养可以达到很高的层次。然而，同时它也很容易受到外在约束力和早期人生印象的影响而可能朝任何方向发展。故认为道德感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不会以良心的权威性对人们的心灵施加作用，无疑是再荒谬和幼稚不过了。同样，哪怕功利原理不基于人的本性，怀疑外在约束力和人生印象因素不会对功利原理产生同样强大的作用，无疑是完全无视人类的一切经验。然而，道德关联是纯粹主观臆断的事物，随着个人智育水平的不断成熟，将逐步被分析的力量所消解。假如义务感与功利原理的关联看上去同样充满随意性，假如我们本性中的主导因素和情感中强有力的一面无法与这一关联融为一体，那么我们就不会认同这种关联，既不会珍惜自己身上的这种关联，也不会提倡他人发展这种关联（涉及我们诸多有利害关系的动机）。总之，假如功利道德缺乏一种自然的情感基础，那么即使通过教育灌输，这种关联也很可能被分解。但事实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强大的自然情感基础，并且一旦普遍幸福被认可为道德标准，这一情感基础将构成功利道德的力量源泉。这种坚实的基础便是人的社会情感，即渴望与同类和谐统一。而这种渴望已经成为人性的一大原则，并在不断进步的人类文明的影响下，正变得越来越强烈，甚至无需加以谆谆教导。由此，人的社会状态对一个人而言将变得非常自然、非常必要、也非常习惯，除非出现异常情况或者无意识下的分离倾向，否则他将始终视自己为群体的一员。而随着人类进一步摆脱原始的孤立状态，上述关联将变得日益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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