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近现代中国绘画的思想特征之一是对“现实主义”的总体认同。说“总体”，是指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基础和导向的中国美术，将“现实主义”作为创作和评鉴的指导性艺术思想，而表现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理应是“现实主义”绘画的重点所在。几十年间，绝大多数画家对此都予以认同。无论在艺术上倾向于传统还是倾向于革新的人，都对“现实主义”给予正面评价或具有好感，至少是保持敬意。
    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绘画中的主要形象。无论是表现艰辛的劳作，还是表现纯洁的悠闲，农民在绘画作品中常常体现着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传统文人的理想生活“渔樵耕读”，实际上是农民生活的不同侧面。在我们的绘画创作中，确实出现了许多以底层民众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但现代中国绘画中的农民往往是一种概念，是体现着某种意识形态的符号。例如一种是旧中国处境悲惨而具有反抗精神的民众，另一种是新中国生活幸福而具有前瞻眼光和英雄气概的民众。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变化，罗中立的《父亲》、程丛林的《1967年12月的雪》中的人物就既不怎么幸福，也不是什么英雄。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普通人的形象实际上仍然是某种理想的象征，他们（“父亲”和“红卫兵”们）是由于某种重大而崇高的理想或是立足于崇高理想的批判精神而出现在画面上。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画家们开始了深入独立的社会文化思考，而不再做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说或注释者。文学家、电影导演和画家们都被容许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人物搬进作品。刘小东以不加修饰的笔法描绘城市普通民众，那些衣食无虑而精神匮乏的城市人物的无所适从和百无聊赖，以十分直白的形式出现在画家笔下。而忻东旺关注的则是另一种生存状态，那就是在城市人眼中显得陌生的外来者，就是那些为生存而背井离乡的个体生命。不论是《明天 多云转晴》中的民工，还是《外面的世界》中的姑娘，忻东旺对他们都怀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正因为如此，人们会在刘小东的作品（例如《白胖子》、《烧耗子》等）中品味出调侃和揶揄，而当面对忻东旺作品的时候，感受到更多的是生活的沉重。那是一些既不“美丽”，也不“深沉”的平凡人物，但他们永远不会（也想不到）以轻佻的态度对待生活和生命。当我们即将被泛滥于媒体中的打情骂俏或者故作深沉的时髦男女淹没的时候，反倒会为忻东旺画中人物的沉重和茫然感到一种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