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闪电般的直觉毫无意义：孩子刚才确信自己不是随便哪个人，然而正是在他获得此一确信时，他成了随便哪一个人。他与其他人不同，这一点肯定无疑；可是其他人中的每一个人同样也是与别人不同的。他无非经历了分离带来的纯粹否定性的考验，而且他的经验涉及主观性的普遍形式，即黑格尔用"我：我"这个等式来界定的无效果的形式。一项发现使人害怕，又不能带来收益，拿它又有什么用呢？大部分人会赶紧遗忘它。可是把自己禁锢在绝望、愤怒和嫉妒中的那个孩子，将花掉整个一生去思索自己形式上的特殊性而毫无进展。
他将对父母说："你们驱逐了我，你们把我从这个完美的一切中赶出来，不让我在其中沉溺，你们判决我分开来存在。那好，现在我与你们对抗，要求这种存在。假如你们日后想把我拉过去，重新消融我，那时候再也办不到了。
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与你们对抗的自我……"而对迫害他的人，对中学的同学和街上的顽童，他将说："我是另一个。我与你们不同，而你们让我受苦。你们可以迫害我的肉体，但是不能损害我的他性……"在此一声明中既有要求，也有挑战。他是另一个：他不能触及，因为他是另一个，而且几乎已经报复成功了。他偏爱自己胜过一切，因为一切都抛弃他。可是这个偏爱，首先是个自卫行为，从某一方面来看也是一种禁欲行为，因为它使孩子面临对于他自身的纯粹意识。它同时是对抽象的英勇的、报复性的选择，绝望的剥离，放弃和肯定，它有一个名字：骄傲。这是斯多噶派的骄傲，不为社会荣誉、成就和任何公认的优越性，不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滋养的骄傲，它作为一个绝对事件，一个先验的、没有理由的选择确立自身，居高临下，失败不能击垮它，也不需要成功来支撑它。这种骄傲的不幸与其纯粹性相等，因为它在空转并以自身为养料：它永远不知满足，永远被激怒，恰好在肯定自身的行为中消耗自身；它不依托任何东西，它虚悬在空中，因为确定它的那个差异本是一种空洞的普遍形式。然而这个孩子要享受他的差异；他要感觉自己不同于他的兄弟，犹如他感到他的兄弟不同于他的父亲；他幻想一种可以凭视觉，靠触觉就能把握的，像一种纯净的声音充溢耳朵一样充溢整个人的单一性。他那纯粹的形式差异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特殊性的象征，并且与他是的那个东西合而为一。他俯身观看他自己，他企图在这条灰色的、平静的、始终匀速流淌的河流中发现自己的形象，他窥伺自已的欲望和怒意以便发现即是他的本性的那个秘密的河底。由于他无止无休地关注自己的情绪的波动，他于是对我们变成了夏尔·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的原初态度是个俯身观看者的态度。俯向自身，如同那喀索斯。
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直接意识不为一道犀利的目光所穿透。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看见树和房子就够了；我们全神贯注于观看树和房子，忘却了自身。波德莱尔是从不忘记自身的人。他看着自己看见了什么；他看是为了看见自己在看；他观看的是他对树和房子的意识，物件对于他只有透过他的意识才能呈现，显得更苍白、更小、不那么感人，就像他透过观剧镜看到它们似的。物件并不彼此指示，如同箭头指明道路，书签指明书页，而波德莱尔的精神从不迷失在物件组成的迷宫里。相反，物件的直接使命是把意识发回它自身。
他写道："位于我之外的真实是个什么样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它能帮助我活着，让我感到我存在着，感到我是什么。"乃至在他的艺术中，他关心的也是如何透过一层厚实的人的意识表现物件，既然他将在《哲学艺术》中说道："遵照现代观念，什么是纯艺术呢？这是创造一种暗示性的魔法，它能兼容客体和主体、外于艺术家的世界和艺术家本人。"以致他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阐述这个外部世界缺少真实性。物件无非是借口、反映、屏幕，它们的价值从来不在它们自身，除了给他提供机会，让他在看见它们的同时观看他自己，它们没有别的使命。
波德莱尔与世界之间存在一个原初距离，它不同于我们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在物件与他之间始终隔着一种有点潮湿，气味很大的半透明性，犹如夏日热空气的颤动。而这个被观察、受窥视，在其完成自己的习惯操作的同时感到自己被观察的意识，在同一过程中便与在成人眼皮底下游戏的儿童一样，失去其自然。此一为波德莱尔如此仇恨，如此遗憾的"自然"，在他身上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掺了假，因为一切都受到侦查，最小的情绪波动，最弱的欲望在其诞生时已被观看、解读。只要我们记起黑格尔赋予"直接"这个词的意义，我们就会明白，波德莱尔深刻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个没有直接性的人。
不过，如果说这个特殊性对于我们这些从外部看见他的人来说有其价值，对于他--他从内部审视自己--这个特殊性却完全失逸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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