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毛泽东根据中央的命令，回到武汉，于7月4日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如何对付反动派的搜捕和屠杀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和提出了两种保存农民武装的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条路线：上山；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革命武装力量的一条出路，由毛泽东重点提出来了。
毛泽东还强调：“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7月中下旬，经过改组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在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断然作出了三个不平常的决策：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政策。
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此时毛泽东仍隐蔽在武汉城里，中央原计划让他到四川去工作。然而，他却把目光投向自己更为熟悉、武装起义条件更为成熟的湖南。这样，中央让他暂时留在武汉，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8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准备把湖南秋收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
8月7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在此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是他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这位主持中央工作的新的领导人找到毛泽东，透过那眼镜片，他两眼放出睿智的目光，真切地说：“润之兄，中央机关即将迁往上海，你到上海去怎么样？” 毛泽东内心里对这位战友、新的中央领导人和党内的理论家，涌出一种感激之情。但他觉得自己只有深入到落后的乡村去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才能使革命斗争走向复兴的局面。于是，他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我不愿跟去住上海的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交绿林朋友。” 此刻，毛泽东也许想起了小时候他读过的《水浒传》中的那些落草梁山、干出了一番大事业的绿林好汉们。
瞿秋白见这位湖南农民运动的“大王”要回到乡下去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不能随自己到上海，心里流露出些许遗憾，但又有几分高兴。他觉得毛泽东回湖南农村去，能干出一个新的革命局面出来。所以，他不再勉强毛泽东，而决定安排他去湖南领导中央正在筹划之中的秋收起义。
应当说，上山交绿林朋友，从事军事斗争，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他只是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但是，革命形势需要每一个共产党人善于从事武装斗争。后来，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立刻召集了湖南省委会议，对涉及秋收起义几个主要问题，如暴动举什么旗、是否需要有正规的军队配合、土地政策问题以及暴动的范围和区域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与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明显不同，但又符合当时实际情况，显示出了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
对此，当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深有感触。当他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后，在后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发言时，感叹地指出：“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毛泽东。” 9月9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三个团的兵力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进攻的目标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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