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从创办那天起，就把责任烙在自己的身上，尽最大努力恪守新闻的基本准则，以人文和法治作为义不容辞的价值追求。作为一份诞生于社会转型期的报纸，新京报不仅以跨地域办报的姿态在中国的报业史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还以新锐媒体的视角为这个时代做了尽可能忠实的记录和理性的解释。新京报丛书，体现着新京报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自信，体现着新京报人对国家人民的忠诚和对未来、对先进文化的憧憬…… 耕耘当下，收获未来。本书为“新京报”系列之一的《新评论·新京报时事评论精选》。
    焦点新闻事件拷问人性道德最深处，触目惊心；一线记者手记解密采访现场原生态，催人泪下。 就如同这张报纸的命运一样，这本由新京报时事专栏结集的书“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每有重要的新闻发生，新京报总会发出积极理性有见地的时事评论。作为伴随这张报纸一起成长了三年的著名栏目，囊括了全国最负盛名和最重要的时事评论家以及专家学者，通过这本书，可以一窥该栏目全貌。而《新评论·新京报时事评论精选》则是本报特稿的结集成书之一，正如书的封面上所说：“三年来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中国热点新闻事件尽有评说，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未敢懈怠，部有一种声音与你心灵共鸣”。

    “自行车免登记”中的大道理四川省决定不再对自行车实行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制度，以后新买的自行车不用再上牌照，立即取消自行车牌证收费项目和停止收费。并继续加强对被盗自行车的治安管理工作。一辆小小的自行车，在传统的观念和管理体制下，实行的是类似于机动车管理的模式。老百姓买一辆自行车，要到公安交通部门进行注册登记，交纳有关费用，由公安交通部门给自行车颁发一个牌照（号码），方可合法上路骑行；如果没有办理登记手续，没有牌照，就不能上路。这种管理模式在社会发展变革的今天，确实到了该认真清理的时候了。买卖和使用商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自行车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就像电话机、电视机、大白菜、西红柿等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购买和使用自行车是老百姓自己的权利，行使这些权利没有必要进行限制。机动车之所以要实行许可管理模式，是因为机动车对他们的财产、生命和健康权利有直接的威胁，所以要有驾驶证、行驶证、牌照等行政许可。自行车就不然。骑自行车并不像驾驶机动车一样还需要什么技术、资格等，自行车也不存在直接威胁他人财产、生命健康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比照机动车实行许可管理模式。不要一说到管理就是许可，好像离开了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就无法管理似的。这种唯管理是论、唯许可是论的观念和制度，可以休矣。多年来的行政许可管理实践，还逐步孳生了一个“怪胎”，即收费。正是这个“怪胎”的诱惑，才会出现今天这样泛设许可、滥设许可、滥收费现象。导致像自行车这样的简单、普通的商品，也会进行所谓的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表面上看，许可是许可，收费是收费，其实，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行政许可，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收费。四川省在取消自行车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的同时宣布取消收费的做法，为清理行政许可和行政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那就是彻底切断许可与经济利益的联系。取消许可，必须取消收费，保留的许可，原则上也应当取消收费，直至完全取消许可收费。行政许可是行政管理权力的行使，公共权力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与经济利益挂钩，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会导致执法不公、惟利是图和腐败，最终腐蚀权力。很多地方难以取消自行车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制度的理由，就是被盗管理问题。说自行车经过了注册登记，如果被盗，就可以以此注册登记的号码寻找和发还自行车等。这个理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说得过去，其实不然。给自行车一个特定的号码或者特征便于寻找和发还，当然正确；但问题在于，这个特定号码或者特征不是非要注册登记才能够实现的。《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能够通过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设定行政许可的方式来控制。四川省政府的做法刚好为许可法规定的“其他行政管理方式”作了一个有益的注解。由销售自行车的商家把自行车购买发票上的号码打印到车身上，这个号码也是特定不会重复的，同样能够起到便于寻找和发还的作用。  （文／杨小君）外来人口在统计报表上站起来本报昨日报道，国家统计局要求，从明年1月1日起，各地区要统一用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原来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的方式将退出历史舞台。许多城市的管理者当然愿意在计算GDP总额的时候，尽可能地包容城市里的各个角落，计算到所有人，因为这样GDP总额最大。然而等到计算城市人均GDP的时候，却忽略了外来人口的份儿。在计算人均GDP的时候，城市的管理者把基数尽可能地缩小，因为这样人均GDP最大。而户籍制度则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方便。几十年来，在统计人均GDP、儿童入学率、人均绿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等等数据的时候，城市可以只计算户籍人口，即使来自农村和外地、常年居住、工作的人口数量已经占到相当大比例，也是排除在外。因为这样计算，可以从GDP总额上来看，让自己的城市更快地进入小康，实现“现代化”。而且，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人均GDP是一个重要的政绩指标，所以偏好这样计算。现在统计报表上要计算外来人口，肯定会对原来的做法造成影响。有的城市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数量。把外来人口计算在GDP的基数中，肯定会大幅度地稀释城市的人均CDP，所谓的人均4000美元，也许就会一夜之间变成人均3000美元。至于外来人口们，对于城市在计算人均GDP的时候不把他们计算到分母中，是无所谓的，反正他们也不是靠GDP吃饭，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足够动力去改变城市人均GDP计算方式。事实上，在城市管理者和普通城市民众眼里，外来人口、尤其是其中数量最大的农民工，似乎是一群“隐形人”。等到注意到他们的时候，可能是春节：公共汽车突然空了，建筑工地不热闹了，工厂停工了，早餐没地方卖了，没有人送水、送报了，服务员人手紧张了……这时候，人们才会想到。如果没有外来人口，没有农民工，这个城市会怎样?统计部门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当然只是统计技术的一个小小改革而已，但却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至少在统计报表上，外来人口不再是“隐形人”了。当然，即使从统计的角度看，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在统计城市入学率的时候，应该包括了农民工的孩子。在统计社会保障覆盖面、人均住房面积、人均绿地面积等等指标的时候，也是要包括外来人口。在统计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率的时候，还是要算上居住在本社区的外来常住人口。我们认为，统计报表要真正做到如实反映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和市民生活的水平，不完全取决于统计技术的改革，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和城市治理制度的改进。

时政锐评
信访是最基本的民意表达
对上访要实行“有理推定”
公共灾难不能让个人埋单
“自行车免登记”中的大道理
外来人口在统计报表上站起来
权力不能用来恐吓人民
两会需要些“辩论”的风气
贪官赃物拍卖会的道德忧思
打破官员职位的“超稳定性”
警惕以人民的名义对付人民
国家治理，媒体不可缺席
诚实永远是政府的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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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权评定“中国名牌”
没有暂住证，社会就乱了吗
中国足协更应该对谁负责
平民政治家如何摆脱悲情走向理性
以沉默应对舆论永远是下策
关注个体苦难是国家的义务
决策程序讨论时间长是缺点?
“走自己的路”不应是代表委员的建言取向
改变让代表先走的习惯
公布灾害死亡人数才能区别天灾和人祸
像保护航天员一样保护每个公民
公布电子眼位置体现“善治”理念
天价滞纳金有行政不作为之嫌
质问让两会更具活力
政府行为应有说服纳税人的理由
毁龙舟背后的家长式“善意”
“第一区政府”与“鸵鸟思维”
法治观察
一个人和一亿人的命运
让负责任的公民有讲理的地方
孙志刚也应当选“法治人物”
法律人的尊荣在于寂寞
偷吃葡萄的民工能否取保候审
王怀忠是否涉嫌“渎职犯罪”
“实时查屏”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
优秀律师当法官需注意的问题
让死刑犯带着感激“上路”
生命至上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
我们为什么淡漠了“身份证意识”?
适度压力是对警察的合理考验
法律的神圣感从何而来
佘祥林“杀妻”冤案的“标本”意义
无忏悔则无宽恕，无真相则无和解
做一名“不坏”的警察很重要
有些警察的脾气为什么这么大
官员职务犯罪慎判缓刑
从录像执法到执法录像
执法者应当有“消极的美德”
国家赔偿能否变“被动”为主动
对待歧视，我们需要再敏感些
“律师在场”成本大收益更大
行政执法不应将公民置于危险之中
对不开枪的枪匪法律能否减轻处罚
收容制度能辨别好人坏人?
评说教育
里根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体制之痛，农民工孩子无法承担太久
宝马车与大学的精神“相撞”
从残疾女朱慧锦事件看学校的“道德门槛”
研究生教育，哪些人该由国家埋单?
“陈丹青愤怒”拷问研究生招生体制
教授收采访费：“说出思想”的劳动价值
博导怎成了非驴非马的资格?
请放“乞讨博士”一马吧
公民当以社区为己任
我们的大学需要对学生更多宽容
把不人性的制度清除出校园
“亲近穷人”应是教育的核心伦理
不应让大学生做监督教学的“卧底”
奥克兰大学的贡献：高校招生本地化的谬误
潦倒异国的母亲送女儿入学
香港的大学招生为何偏爱穷人?
草根民生
爱较真的公民是社会的财富
对民工，我们说的多了做的少了
让社会成为人道的记事本
不能把弱势群体逼上绝路
别把自杀者排除出医保范围
北京应有更多平民乐园
独立地悲伤、独立地快乐
把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当做一种权利
别把苦难“诗意化”
取消农业税影响农民国家意识?
“嗟，来低保”请打住
整顿市容：多少不平假汝而行
处罚公示和处罚告知完全两码事
关爱，一种衡量的标准
纽约市为何允许占道经营
“黄金周”应接轨国际公众假期的规律
舆论不应对富人进行道德强制
狠话标语泛滥会让我们的文化粗痞化
权利“落座”方可秩序井然
“消灭式”城管可休矣
城市形象不能靠打肿脸充胖子
嘲笑农民是“五十步笑百步”
“打捞费”是个什么费?
国际随笔
选民是一切智慧的来源
有感于西哈努克建立网站
日本人质因何成为“国家罪人”
卡尔扎伊允许塔利班旧部投票的意义
从韩国迁都看“小首都”的魅力
竞猜俄人质死亡数让人战栗
诺贝尔奖何以让世人敬仰
珍视古老传说母乳般温润的文明
奥斯威辛：世界反思历史的路标
美国人为何宽容华盛顿“另一面”
消除贫困，音乐使整个世界含泪微笑
大法官不是总统的人
恐怖主义绝非追求正义
小泉道歉还是请求宽恕?
18岁美国年轻人能当得了市长吗
人文环保
谁为遇难矿工开一个追悼会
再建5个“三峡电站”需慎行
放弃熊胆，一场期待千年的救赎
权利和尊严不论贫富
城市“反季节”不是现代化标志
生命虽已息关怀不应止
升国旗时，我们的手该放在哪儿
尊重运动员从“不走后门”开始
相对生命奥运只有工具性价值
泰姬陵的保护给我们上了一课
沉痛悼念一棵树
宽容郎平是体育精神的最佳诠释
周杰伦歌曲收入爱国主义曲目的启示
追求幸福自由：全世界的梦想
陪唱小姐生命同样需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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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抗战纪念能否更经常化
虐猫者道歉：网络人道力量的胜利
简单标签化樱花损害历史自信心
火车驶向高原，人心抵达拉萨
经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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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低保”观点超前?
文娱评论
《汉武大帝》那不是我心中的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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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现象：登场的权利和围观的自由
历史上最昂贵的形象工程
故宫博物院80周年：紫禁城新身份
巴金走了，留下了他始终表达着的良心
《馒头》充其量是个人观感的另类表达
坚守良知，人艺就有未来
司马迁也非“严肃史学家”
曹操立场，古代视角
专题
之一：反对设立“禁讨区”
政府不宜干涉私人对乞丐的态度
限制乞讨有违良法善治原则
“乞讨权利”无须法律来证明
禁乞是一种进攻性立法
制度要着眼于“最大价值”的保护
生存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
之二：“世遗”门票涨价
高价门票才能体现世遗的价值?
从故宫门票涨价看国人的历史意识
听证会代表意见为何与民意截然不同
历史有阶级性，文化遗迹没有
之三：圆明园防渗膜事件
圆明园听证会不能“一听了之”
国宝级景区应有国宝级的保护程序
法治是解决圆明园事件的必然方向
圆明园事件的最大价值不在结果
之四：“要不要敬畏大自然”讨论
“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
无须敬畏大自然是妄言
人类属于大地，大地不属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