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遭遇是从一本书开始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我在租来的一幢房子里发现了它，和其他的书在一道，疲惫的。那甚至还算不上是个书架。它也没有逃脱其他火车站小说的命运，被海滩的阳光烤得焦黄，抑或是被美丽星空下的暴雨涤荡得水迹斑斑。我几乎没有怎么犹豫地选择了它。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觉得它是在等我。在那个夏天，我遭受了个人情感上的一次重创，以为自己永远恢复不过来了。我可以证明，是一本书帮我缓过劲来，让我鼓足勇气面对明天，它的时间替代了我的时间，它的叙事环境替代了我那一团乱麻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堤坝》里年轻姑娘的那一份野性的执着，那一份满含着爱的智慧。回到巴黎以后，我想要给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一封信。
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把信放在圣伯努瓦街的邮箱里，两天后，玛格丽特给我来了电话。她想要见我。说说话，她说。我犹豫了，说实话，犹豫着要不要跨越这一步去见她。一本书能给的，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它的作者却未必能给……再说，那时的玛格丽特似乎属于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小圈子，虔诚地宣扬那种洋洋自得的圣徒传记式作品，宣扬作品的真不复存在，至少她自己是那么做的。
对于杜拉斯的世界，和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知之甚少。日渐腐朽的印度，混杂着印度支那小村庄黄昏日落时的场景。对我而言，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杜拉斯所意味着的：对一天将尽的这个时刻的追忆，世界的粗糙不平隐没在黄昏的阴沉里，恐惧和暴力似乎都缴械投降了，但是仍然在阴影中徘徊。在那样的时刻，在那样的黄昏时分，所有的袭击都可能发生。殖民别墅的白炽灯光尚未点燃，而黑暗也尚未浓厚到令流浪者和灾祸预言家驻足的地步。
在那个时刻，小女孩应该留在家中。也是在那个时刻，有一次，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个从来没有违背过母亲命令的小女孩走出了家门，在她身后，黑暗中，一个乞丐大叫着突然跳了出来。小女孩跑啊，跑啊，她再也没能缓过劲来。一直到生命迟暮，这尖叫声仍然停留在她的记忆之中，挥之不去。
按响圣伯努瓦街的门铃时，我有点惴惴不安。不，我没有再去读杜拉斯，但是她吓着我了。她的声音，她的风格，她的光芒在我心中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杜拉斯传奇，我既有对传奇人物的一种不正常的好奇心，又有一种对作家的赞赏。我却发现全都搞错了。玛格丽特来开了门，把我领进厨房，为我准备咖啡。一双活泼的眼睛：这是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充沛的精力,笑容满面。后来我得以不断地接近她，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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