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源头在生活。留学生文学，是伴随生活中出现留学生而逐渐形成的。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我过在一千五百年前就有留学生。不过，这只是一种个别的、零星的现象。留学活动真正形成规模和声势，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王朝的关闭锁国政策被洋枪洋炮打破以后。科学地说，留学生是近代的产物。现在公认为我国第一位留学生是广东人容闳。他于1874年乘船赴美，在耶鲁大学学习四年，1854年底反国后，建议政府向美派遣留学生。1872年夏，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成行。此后，相继有学生赴欧赴日留学，形成了我过的第一次留学热。
我过进入近代出现留学热，有其历史的必然。陈腐愚昧的封建体制，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封闭分散的世界日益紧密地联在一起。要改变我国的落后挨打局面，找出维新自救之路，在闭着眼睛妄自尊大不行了，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外出留学，无疑是“睁开眼睛”的一个重要形式。1989年8月2日，清延军机处“奉谕旨”，传知总理各过事务衙门，对留学人员事宜要加速办理，不得延误：“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主张维新的光绪，虽然受制于慈禧，但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此“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时代的潮流。有人认为，那时的中国，“留学问题几乎为一切教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这话不很妥帖，它过高的估计了留学的作用，但是，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变法图新，确无时无地不与留学生国外“窃火”有关。戊戌以后的中国各界，都有留学生充任要职。在文化领域，像留学英国的丁江文创办地质调查所，留学美国的胡适倡导白话文，留学英国的严复翻译《天演论》等，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近代科学、文化、哲学的发展。尽管留学生中也有倒逆施的败类，留学的活动也不是没有一点负面影响，但正如舒新城先生于1926年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所指出，“瑕不掩瑜”，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留学生的出现，而且是作为一种重要社会力量的出现，自然也就会出现记述留学生和留学活动的文字。容闳（1828—1912），就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西学东渐记》。湖南于八十年代出版过一套厚厚的《走向世界丛书》，其中不少都是当年留学生“走向世界”的记录。当然，《西学东渐记》这类书多系记叙文，还难于说是文学作品，但其中不乏之情文并茂的篇什，可视为留学生文学的滥。到了“五四”前后，我国留学生人数进一步大增，形成留学的第二次浪潮。这其中出现了一些现代文学的大作家。创造社的几位创始人，郭沫若、耶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当时就都是留日学生。他们始初的一些有影响之作，如《沉沦》、《她怅望着祖国的天空》等，都是写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见闻与感受。可以说，留学生文学是形成中国新文学之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此后，老舍、巴金、许地山、钱钟书等名家，以《二马》、《马塞的夜》、《三博士》、《围城》等力作，拓宽了这条文学之流。无奈由于种种政治的社会的原因，这条文学之流此后没有得到很好发展。想反，随着我国重新趁向封闭，这条文学之流是越流越细，以至于断了。这样，在八十年代以前，留学生文学并未能形成“共名”，在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一个“专门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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