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者的话
叶渭渠
多年前，承蒙大江健三郎先生的热情支持，我主编了两套共十卷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和编选了两卷大江健三郎小说选，受到我国读者的青睐，也与大江先生结下了翰墨之缘。今次大江先生自选作品集全三卷四册，收入了长篇新作《燃烧的绿树》和尚未在我国译介过的长篇代表作之一的《迟到的青年》和文论集《小说的方法》等，为我国读者提供更多优秀之作。我又一次有机会主编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也许是命运邂逅的必然吧。
大江健三郎在学生时代就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创作了《饲育》，获芥川奖而登上文坛。从此，他确立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充分发挥文学的想像力和追求“介入文学”，继续创作出许多杰作。具体地说，大江通过长期居住在森林山谷的大自然生活体验所培育出来的丰富想像力，通过调查日本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所获得的悲惨体验，以及身历儿子天生残疾所承受的痛苦体验而产生的对生与死的关注和对生命的关爱，树立起一种“战斗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三重生活的体验，这种对残疾和核武器的悲惨后果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双重思考，便成为大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永恒的主题，也从此确立大江创作的基本态度。
首先，大江对社会的参与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积极把握战后日本史的重大事件，并在创作中发挥自己的文学想像力。比如战后的反对战争、反对绝对主义天皇制、反对核武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等政治问题都在他的文学想像力的世界里表现出来。为此他常常通过文学作品来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但他又不是图解式地直接表达，而是与作为人的生存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象征的手法加以发挥出来。《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同时代的游戏》等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展现一个扭曲、异化的社会世相，深入探索人在社会政治重压下如何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用一位日本评论家的话来说，那就是“在无限大空间充满谐谑和暗喻，明显地划出了时代黑暗的轮廓”。
其次，对人文理想主义的积极探索，致力于尊重人性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在文学上凸现生存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比如从环境污染，具体到残疾人问题和性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作为人的存在和状态的重要表征而加以文学化。从《个人的体验》到《性的人》、《我们的时代》、《迟到的青年》、《洪水淹没我的灵魂》等，或将焦点对准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共生的感情，或以反社会的性行为来探寻人的性的真实存在，或寻找日本现代社会的定势。特别是他成功地将“性”作为政治的暗喻，展现现代人的性世界，以达到打破这个窒息的社会现状，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窥视日本社会的角度。正如作家本人所说的：“性的形象就是一种能够位移的、使多样的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这样，作家的文学就更具象征的意味。
第三，大江少年时代长期生活在四国森林山谷里，对日本人的神道信仰自然神的象征树木、森林和传统的村落共同体情有独钟，常常将它们作为跃入文学传统的想像力的媒介，以一种亲和的感情去捕捉它们。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M、T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燃烧的绿树》等作品里的森林或山谷村落始终都是作为日本的心像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以此拓展为更具传统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并不时加入民族的神话和东方神秘的哲理，以获得更为丰富的想像力。
大江健三郎于一九九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曾一度封笔，表示要彻底解决迄今他一直探求而未能完全解决的社会和人生的疑问，埋头于学习哲学，进行理性的思考。此后发表的《燃烧的绿树》和《空翻》，就是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思索的结晶。他不仅将他迄今的三重体验作为文化整体问题来思考、概括、把握和升华。比如《燃烧的绿树》，写了他回到四国森林山谷村落，获得了“燃烧的绿树洋溢着灵魂的力量”，就进一步探索迄今他所面临和关注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中有关灵魂的问题，试图在自己的乡土上寻回“灵魂的根本所在”。在写《燃烧的绿树》的时候，东京发生了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的事件，他已经开始写到新兴宗教的淡化宗教意识所带来的问题，而在《空翻》中，他更是叙述一个更明确的主题：通过奥姆真理教的毁灭，揭示这一邪教产生的精神背景就是“宗教的空白”，进行对日本人的信仰、灵魂和精神的拷问，以奋力追求文明的延续。正如大江本人所说的：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这五年间，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空翻》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比如，日本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在文学上将其反映出来罢了。”
总括来说，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基本态度、理念和表述方法是一以贯之，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其创作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再加上大江的文学使用的是“物质化的语言”和“比喻·引用文体”，以适应现实状况的复杂性，扩大其想像活动的范围。这种语言和文体，不仅保证了大江在文学上的想像的生命力，而且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而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理念和小说创作方法论，已尽现在其自选的文论集《小说的方法》中。因此这套作家自选集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是迄今两套十卷的重要补遗，而且是展示了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最新的创作成果，读者从中可以更全面了解这位从日本走向世界的优秀作家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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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曾主编过十余卷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集，这次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大江健三郎自选最新作品集，又让我担任主编，我们结下的翰墨之缘就更加深厚了。
如果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大江健三郎文学的话，大江大半生的创作主要运用存在主义的人的生存本质观念、文学的想象力和"介入文学"，来表现他的三重生活体验，即童年少年时代居住在四国森林山谷享受自然乡土的体验、经历日本人民遭受原子弹轰炸悲痛的体验和承受儿子残疾的痛苦体验，这三种体验构建了大江文学及其文学的特质。
《燃烧的绿树》是大江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读到了日友寄赠的原著，开卷就把我带入了一个覆盖着悠悠绿韵的四国森林山谷中，静听着主人公"我"讲述一个在迷人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的最新故事：一个所谓新兴的宗教"森林之会""救世主"，追求所谓"灵魂"的力量，欺骗信众，有病不治疗、不吃药，由救世主用手掌和手指发出一种力量，给信徒患者治疗癌症、心脏病，甚至让狂热的信徒阉割自己，体验"变性"，或者与家庭决裂，对子女的教育要多坏有多坏，如此等等，可是当他们的邪教行为败露，受到社会批判，有的信徒也成为幡然悔悟的批判者，主人公"我"也在思考生存状态下关于自己灵魂课题，呼唤自己心灵的觉醒，最后获得了自由。小说表现了被邪教破坏了的灵魂下，信徒们"承担、背负和拯救"的心态。
"燃烧的绿树"是一种暗喻，作品中出现这样一幅图像：一半是青翠的绿树，一半是燃烧的绿树。它是这个邪教的标志，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作家最后通过主人公"我"道出："在四国山谷的森林里，出生在这个山谷里的人们临死的时候，灵魂将从森林树木的根部升上天空……森林具有使人归来的力量。这就是场地的力量……K构想出外流--生、归来--死的生死场的假设地形……"
在写《燃烧的绿树》的时候，东京发生了邪教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的杀人事件，大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邪教对社会、文化和人的精神带来的种种危害。事实上也是如此，不仅日本有奥姆真理教、中国有"法轮功"，在美国、在欧洲、在亚洲、在非洲都有这类邪教组织，危害社会、危害大众。
面对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文化现象，作家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潜心学习哲学，对这个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最后在文学上加以表现，完成了新作《燃烧的绿树》和《空翻》。他在《燃烧的绿树》这部小说里不仅写到新兴宗教淡化宗教意识问题，而且揭示了"宗教空白"的文化生态环境下人所面临的种种社会文化问题，思索日本人的信仰危机意识，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拷问，探求在自己的乡土中寻回灵魂的所在，以及日本文明的延续。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这五年间，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空翻》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比如，日本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在文学上将其反映出来罢了。"
河北教育出版社这套《大江健三郎自选集》还收入自传体小说《迟到的青年》和《小说的方法》。《迟到的青年》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成长经历、战后的日本社会世相，反映了他的政治观、历史观乃至文学观的形成。作家在小说里用第一人称的主人公"我"表示："我在战争中迟到了，无可挽回地迟到了。这便是我的史观。我想给我的手记定名为--迟到者的自我辩护。"他面对战后的社会和人生，严肃而负责地回答了一系列战后转型期的问题。它不仅描述了作为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出发点，也划出了作家及其文学的发展轨迹。随笔集《小说的方法》含《小说的方法》、《我的小说家的经历》，以及致君特·格拉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苏珊·桑塔格的书简等，将作家的文学理念和小说创作方法论尽收其中。可以说，两卷自选集从形象艺术和理论构建两方面反映了大江健三郎的燃烧的生命和燃烧的灵魂。
《光明日报》2000年9月28日